林彪红极一时，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在共产党党章里写进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不过他在其位只有5年，然后遭到毛泽东的废黜，1971年9月逃离中国死于外蒙。
重要的是，尽管在旁观者看来，这种权力圈子中谄媚最高统治者的竞争，显然已被证明会给竞争者带来灾难，但他们却依然竭尽全力。
这样的历史让人惊异：毛泽东不但可以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被饿死，被打死，被枪毙，被“斗争”，被侮辱，而且，对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从刘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而且极其顺利，不遭到任何抵抗。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毛泽东若不在1976年死亡，一轮一轮的清洗还会继续下去。似乎只有他的死亡才能停止这种恐怖。苏联也如此，斯大林死亡后，最为积极执行他的恐怖政策的贝利亚被处死，此后政治局委员们不再被杀戮。
这是偶然的相似吗
不过也不尽然仅仅是相似。中国的皇帝虽然杀戮“功臣”，却并不曾也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动员全国上下，包括老人和孩子都来挥拳高呼“打倒刘少奇”。斯大林虽然杀害政治局委员，但是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让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三至六年，让学生参与“揪刘”和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泽东为其“打倒刘少奇”的事业而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经济和道德代价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斯大林都望尘莫及的。
五、毛泽东对文革的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他对文革不但作整体性控制，也做细节性指导。
毛泽东亲自撰写“516通知”这样的文革纲领，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提拔无限吹捧他的林彪当“接班人”，建立以他妻子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动“打倒刘邓陶”，支持所谓“一月夺权”，组织“革命委员会”，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对文革的总体性的指导。另一方面，他显然对指导细节也相当有兴趣。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所大学的五个“造反派组织”的领袖。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大学。就在结束谈话之前，毛泽东的话题忽然转到了刘少奇的身体上，他说：
“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刘少奇，薄一波几乎死了，得了肾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四种病。四，五个医生抢救，两个护士才救过来，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
这段话有文法错误，但基本意思是相当清楚的。
毛泽东的长篇谈话就结束于此。这段话和前面的谈话内容并不相衔接，突然转到刘少奇身上，显然是因为毛泽东的心里在牵挂此事。这一谈话发生在刘少奇被连夜建筑的高墙隔绝一年之后，距离刘的死亡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看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状况了解得很清楚，连有几种什么病都记得很清楚。
在刘少奇的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提到，1972年他们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见父母。毛泽东批示让他们到监狱见母亲，批示的开头一句是“父亲已死”。
从这个情节可知，毛泽东对刘少奇死后子女探监见母亲这样的细节，也是亲自控制的。
另一个例子，是林彪乘飞机出逃时，其女林立衡没有随从，而是向上报告了她父母的动向。但她后来也被监禁。据《我所知道的叶群》(官伟勋，中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93，180页)说：
“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林来往，她和死党有区别。'”
张清林是林彪夫妇生前为其女儿选好的“对象”。这段批示也显示毛泽东亲自控制林的女儿与其对象来往这样的细节。那时候林彪已经死了三年。
这样的细节令人可以推断，为禁闭刘少奇而连夜筑墙，停发他服用的糖尿病药，他瘫痪后还把他绑在床上，以及最后在浑身发臭的情况下运送到开封囚禁，也都可能直接来自毛的命令，而不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的。
还有一个例子。1966年7月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遭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皮带抽打，戴高帽子，坐“喷气式”(指被反剪双手弯腰低头被斗的姿势)。8月17日，毛泽东的指示被传达：“张承先可以和工作组一块出来(指离开北大)。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不要整死。”(见《北京大学纪事》，6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张承先文革后发表的文章也提及此事。)张承先地位没有刘，林那么高，是一个省部级干部。
毛泽东就是这样直接地，细致地控制某一个人是否应该“整死”。
上述几例，仅仅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被大大删节过了的历史事实。毫无疑问，大量更多的阴暗恐怖的细节，则由于明显有损于毛泽东或者共产党的形象，而始终被掩盖着，或以某种手段永远抹掉了。
对迫害过程中细节的这种关注，体现了毛泽东的个人风格。这种关注的后面是一种对迫害过程的欣赏，他不仅欣赏对从普通人直到他的战友，辅臣的生杀予夺，也欣赏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丝丝痛苦。
这种施用权力于他人并欣赏对方的痛苦的心理倾向，可能很多人都有，并不奇怪。但是，在常规情形下，残害，施暴于他人，是被法律，道德制约并制裁的。在中国的专制底下，毛泽东有无上的权力，没有法律也没有任何人能制约他，他内心的残忍恶劣的愿望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文革更是给这种迫害心理提供了宣泄和暴露的极大机会。
毛泽东年轻时代就崇尚不受制约，为所欲为的哲学。1970年，他告诉美国记者斯诺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斯诺不懂这句歇后语的意思，理解为毛泽东觉得自己像一个孤独的云游世界的和尚。)后来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法庭上还傲慢地引用毛泽东的这句话。
“无法无天”，就是既不遵循法律，也不受制于道德。传统中国人相信，每天行为是善是恶，都在“天”的监察之下，对“天”的畏惧使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奉行“无法无天”的哲学，那么就没有任何恶行是不敢做的了。毛泽东向往并实施“无法无天”，也许正是传统在中国崩解的一个明显例证。他用“无法无天”所作的自白，提供了一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从1966年到1971年，毛泽东不但害死了无数普通的中国人，也把他身旁的两个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都“整死”，他却从来没有感到惊恐，负疚或罪恶感。这种自觉追求的“无法无天”哲学该是他支柱之一。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描写那些以迫害人为职业的“肃反”工作人员时，有一段议论，他说，弗洛伊德把人的基本欲望归结为饮食和性是不够的，应该加上一项：权力。他引述了托尔斯泰是怎样描写当一个人对自己面前的另一个人有生杀大权时的那种快乐，这也就是那些“肃反”人员所得到的快乐。
关于这一点，索尔仁尼琴只写了短短的一页。他并没有试图建立新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理论。不过，不但苏联的故事可以给他的说法提供大量证据，中国文革的故事也可以为其提供大量证据。仅本文提及的几例毛泽东很琐碎的批示便显示，对毛来说，生杀予夺是相当有乐趣的事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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