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川省前几年规定农民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两、五两、六两(十六两秤),有的执行下来,农民一人一天只能吃二两、三两,现在还在饿死人。
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
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打击,百分之几批判,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把,还规定县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哪个交不出不准来北京开会。
省委主要负责人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不少县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四川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要饿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像这样严重的问题,省委主要负责人怎么敢叫下面讲话呢?
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一个四川干部
一九六二年一月
(此信中共中央办公厅是1962年1月25日收到的)
信发出后,隔了不多几天,毛主席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些话就像是针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人们私下议论,这一回要是能把省委主要负责人撤了,或者调离四川,那就好了。主席讲话后召开的四川大组会,竟是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这真是出人意料破天荒的大事。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时,对他的错误虽然是轻描淡写,但也流了眼泪。主持会议的是邓小平,邓最后说了几句,话不多,却让大家清清楚楚感觉到保护过关的意思。
第二天的大组会,省委主要负责人未到会,由李大章主持,说是听取对省委主要负责人检查的意见,中央机关还派了两个人来记录。可是,没有人发言。李大章启发了几次,仍旧静悄悄的,大约有一个钟头之多,达县地委书记李香山同志才站起来讲话。
他只字不提对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却自己检查起来,说自己的工作没作好,连累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检查,非常痛心,觉得对不起省委,以致也流了眼泪。他这样一带头,便有人跟着检查起来。后几天的大组会竟成了为省委主要负责人鸣冤屈、表同情、献忠心的大合唱。我注意到几个资历较深的地委书记如李林枝等同志始终未发言。
大会结束前,省委主要负责人召集了一次小组长汇报会,燕汉民告诉我,省委主要负责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犯错误。(可能是犯了错误,大家仍应团结的意思)并且询问各小组里有哪些人情绪不正常。(指对省委不满意)我却想到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检查内容怎么只限于那封匿名信的范围,莫非这封信真的转到了省委主要负责人手中,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到了“文革”时期,李大章揭发省委主要负责人错误,曾提到七千人大会有这么一封信;中央当时就印发给各常委。红卫兵竟然到中央机关去把这封信抄了出来,刷大字报到处张贴。我当时被关押在川大学生宿舍,今天被这个单位拉出去挂黑牌子游街,明天被另一个单位揪出去坐喷气式批斗。造反组织那时到处查问匿名信是谁写的?
问到我头上,我见省委主要负责人已被打倒,(中央报刊已把他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便承认是我写的。想不到一夜之间,我便从“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黑干将”、“文教新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变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干部”,免却许多皮肉之苦。不料“文革”后期省委主要负责人复出,我又遭到他的打击报复,应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古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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