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毛岸英主动请战，千里扬戈立下战功。斯大林亲自接见并赠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了闪电式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19岁的毛岸英，对战争的发展态势十分关注，每次听完广播后，就把战争的最新进展用表示苏联红军的小红旗和表示法西斯军队的小白旗在世界大地图上标记出来。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几乎兵临城下打到莫斯科郊外。伊万诺沃城也危在旦夕，为了防备法西斯进攻城市，岸英带领国际儿童院的小同志们积极响应伊万诺沃市委的号召，冒着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加入了抢修战壕和挖反坦克壕的行列。他们用铁锹和钢钎一点一点地凿开冻土，手震裂了，脸冻破了，也不叫累不叫苦，任劳任怨。毛岸英还给延安的《新中华报》写信，报告苏联卫国战争的进程和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伟大同情。
1941年冬末，鉴于卫国战争的严峻形势，联共（布）中央建议16周岁以上的外国公民加入苏联国籍。当老师动员岸英加入苏联国籍时，19岁的毛岸英却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但毛岸英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愿意为苏联人民的独立和自由献身，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刻，他积极要求参加作战。为此，他还用流利的俄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五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毛岸英不愧是毛泽东的儿子！他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他不因自己的祖国贫穷落后而丧失自我。更加令人尊敬的是，在法西斯强盗面前，毛岸英没有退缩没有迟疑，而是毛遂自荐，积极主动要求上前线杀敌。
信发出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十分焦急，苦苦等待。就在这时，毛岸英认识了苏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并提出希望允许他上前线作战。最后在这位将军的热心帮助下，毛岸英进入伊万诺沃苏雅士官学校快速班学习军事指挥。1943年1月，毛岸英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同时被批准加入联共（布）（1946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介绍人给他写的鉴定是：“政治觉悟高，学习好，劳动好，革命精神饱满，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志向，可以入党。”不久，岸英又被送往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44年毕业后，毛岸英被授予苏军中尉军衔，成为一名坦克连的指导员，正式加入苏军行列，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千里扬戈进入东欧，先后在白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前线指挥作战。1945年，在苏军攻克柏林以前，他奉命回到莫斯科。为了表彰他的战功，也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并赠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战后，毛岸英进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
毛泽东把“洋气”十足的毛岸英亲自送到“劳动大学”学习
浮云一别，流水十年。1946年1月7日，在苏联经过长达9年的学习和磨炼之后，毛岸英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回到了父亲毛泽东的身边。
19年后的第一次父子相逢，使从1945年11月就开始患植物神经失调症的毛泽东，心情和身体似乎一下子好了许多，精神倍爽，病除大半，并在当日挥毫泼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青写了一封信，抬头就称“岸青，我的亲爱的儿”，怜子之心跃然纸上。这天，毛泽东特意吩咐做了几样菜，庆贺父子俩苦别之后的团聚。
懂俄语、英语、德语，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写得一手无师自通又得其父真传的狂草，为人处世大方开朗不拘小节的毛岸英，在延安确实显得很“洋气”。但毛泽东对儿子要求非常严格。父子俩在一起只吃了两天饭，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大灶。父亲提醒他说：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毛岸英深深懂得父亲的教诲，完全明白父亲的用心，逐渐从了解、理解、认同与敬重，走向了能够与父亲进行思想的交融与沟通。
有一天，毛泽东把毛岸英喊去，父子俩坐在王家坪院子的槐树下交谈。毛泽东在询问岸英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后，说：“你在苏联长大，对国内生活不熟悉。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毛岸英对父亲的话心领神会，高兴地说：“我愿意向农民学习。”
不久，毛泽东把岸英介绍给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让他到吴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毛泽东对岸英说：“这就是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喽!”又指着岸英笑着对吴说：“我现在给你送来一个学生，他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
听毛泽东这么说，吴满有似乎有些受宠若惊，说：“咱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诚恳地说：“他还是个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了，你要教他种地嘛。告诉他，庄稼怎样种出来的，怎样多打粮食。”
“这我还行。”吴满有高兴地答应了。
几天后，岸英按父亲的吩咐，脱去大头皮鞋，换上硬帮布鞋，穿上父亲穿过的已不知打了多少补丁的灰布棉袄，背上随身衣服、铺盖和1斗多小米，步行 20多里路，汗流浃背地来到了吴家枣园。从此，吃惯了洋面包的毛岸英，和陕北的乡亲们一起同吃、同睡、同劳动。他时刻牢记着父亲的嘱咐，什么活重，什么活脏，就拣什么活干。他学会了犁地，学会了种洋芋。他把学习得来的农业技术记在随身所带的本子上。歇息时，他还和乡亲们一起聊天读报，有时晚上还教农民及孩子们识字，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和农民兄弟打成一片。因此，乡亲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非常喜欢他，乐意和他在一起。
50多天后，也就是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胡宗南部也正在加紧作进攻延安的部署，形势越来越紧张。经毛泽东同意，村干部决定送岸英回延安去。当他离开吴家枣园时，村干部和男女老少同来送行，岸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和他朝夕相处的乡亲。
岸英回到父亲身边，汇报了几个月的收获。毛泽东上下打量着儿子，见岸英一身灰土布褂子，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英雄结，英俊的脸庞闪着黧黑的光芒，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喽!”
“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在“劳动大学”毕业后，毛岸英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为了了解中国历史，增加对现实理解的深度，毛岸英自己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系统地学习哲学、马列著作、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等。在延安，毛岸英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搞什么特殊化，他穿的是一件旧军大衣，住的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也是在机关的大食堂。他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了解中国国情、深知人民疾苦、能吃苦耐劳、意志顽强的人。1946年11月，毛岸英随中宣部从延安撤到瓦窑堡一带，把自己的劳动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了父亲。
1947年春，国民党进攻延安，毛岸英随中央机关北撤，按毛泽东的安排，他去在山西临县郝家坡搞试点的土改工作团工作。岸英勤奋工作，在实际中表现出的政治思想水平，深受老一代和熟悉他的同志的好评。其间，毛岸英写信报告父亲说：两个月的收获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在这封信里，毛岸英向父亲汇报思想体会，并提出了自己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见解和观点，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尤其他提出了“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民主，干部便必然变坏”的观点，十分难能可贵。对此，毛泽东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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