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邓小平交代江泽民一招什么决定中国命运?(图)

　　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建立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反对腐败、完善民主集中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建立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晚年最重视的问题之一，他认为这是自己对党和国家最后的贡献。邓小平认为，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大局出发，不建立退休制度，党的事业将难以为继。“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邓小平结合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说明这一制度的重要性：“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0、311页。)这也是他坚决要求退休的主要原因。他特别提醒新的领导集体“要坚持党和国家的退休制度，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92页。)。

　　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反腐败的紧迫性，“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他深知腐败的严重危害并预见到反腐败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主张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邓小平对反腐问题的思考，为党中央制定和出台一系列党规党纪及相关重大决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恢复民主集中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晚年对如何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深刻反思。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最便利的、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这个制度不要丢。他说：“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1页。)邓小平的这一思考提示我们，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都必须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和削弱这个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而且要不断地用新的实践经验来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晚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页。)。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他在南方谈话时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一论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的高度，强调制度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和规范化、法制化的必要，说明了制度建设的艰巨性，明确了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战略方向与保障。同时，这段话也是一份最后嘱托。邓小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始终将其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来思考，期望制度建设要持之以恒，动摇不得;必须用三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五、“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

　　“两个飞跃”是邓小平晚年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作出的重要思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吃饭问题，结束了中国农村贫困的时代;而农业现代化之路要靠科学技术、适度规模经营来实现。

　　1990年3月，退休后的邓小平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1992年7月，邓小平再次系统阐释了“两个飞跃”的大思想。第一个飞跃着眼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飞跃落脚于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参见《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1页。)“两个飞跃”的构想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农”工作的经验教训，清晰地指明了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阐述了从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指明了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

　　对于邓小平关于农业规模经营这个“大思想”的认识，有些人仍然模糊不清，担心重走“人民公社”的老路。这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规模经营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和配置，以联合、合作等组织形式，使小生产与机械化、大市场有效对接。农村集体经济也绝不是变更现有的生产关系，恢复过去那种“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旧体制，而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农业生产的需要，提高组织化程度，发展和壮大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根据邓小平关于农村经营体制的思考，中国农村开始对股份合作制的探索。一些有活力的、富裕的村庄，依靠资源配置更趋合理的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地方，完善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和多样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些形式较好地发挥了规模效益，提高了集约化程度，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邓小平尽管强调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并非可望不可及，需要我们用实践不断推动这一变革。它的实现不单是生产关系变动所能促成，关键在于生产力的进步，在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战略构想，闪耀着丰富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不仅科学地规划了关于农业发展“两个飞跃”实现道路，而且为我国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明确了前进方向并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