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他晚年论述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及分配问题就有6次。他直面两极分化的出现，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有预见性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中国将来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1993年9月，面对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差距，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阐述了自己的担心与思考，他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他坦言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困难。强调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进一步认识到，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同样会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邓小平晚年之所以把“共同富裕”作为思考的重点，是因为这是他毕生的追求和理想。与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一样，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他一再强调这个问题，提醒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正视并在适当的时候着手解决，正确把握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意义非常明确。其一，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失败或变质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他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6—1357页。)。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涵，贫富分化严重就会导致社会性质发生相反的变化。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因此不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7页。)。其二，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最终也搞不成什么社会主义。因为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势必冲击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局面。邓小平告诫我们：“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7页。)他指贫富分化会引发革命是极而言之，是根据历史经验提出的。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从社会根源上来说，都是由于出现了贫富极为不均、社会极为不公而引发的。近些年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虽然是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如果贫富分化的现象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和解决，就可能出乱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就会大打折扣。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
邓小平对于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提出过设想和时间表，比如先富带后富、“两个大局”、“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对口支援、合理公平分配，他还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6页。)“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同时，他深知这个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他在会见外宾时就说，“要我们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66页。)，“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7页。)。
现实证明，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正确的。“先富”是邓小平发展思路的一个部分、一个步骤，“共富”才是全部内容和最终目标。贫富差距决不是由“先富”造成的，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因为预见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才一直思考和探索缩小贫富差距的途径，把“共同富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他的这一认识对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如何看待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怎样把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怎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步消除贫富分化，这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既要破除平均主义，不走普遍贫穷的老路，实现分阶段、分区域的发展，又要避免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四、“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邓小平一直重视制度建设，在晚年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深知它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他反复告诫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重要环节，注重制度的完善，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汲取沉痛教训，把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3页。)这一思考深刻揭示了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是对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阐述了必须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的重要思想。
对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目的性，邓小平从多个层面做过分析。第一，就是通过制度建设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创造良好的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保持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维护党内生活的正常秩序，避免朝令夕改或换一茬领导变一套政策的现象;不因地域不同而改变制度的功能，不因身份不同而改变制度的约束力，有效地防止因领导人的主观性而导致决策失误的现象，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第三，制度建设可以弥补带有“说服性”的思想工作的不足，对人更具威慑力。
制度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邓小平提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衡量制度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他提出了三条标准，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第三，造就出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他说，如果我们的制度建设能达到这三条标准，才能算是好的制度。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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