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亿亩红线上的土地失控
中央的要求是，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当然也有人呼吁，放弃18亿亩红线，以解决中国房价过高的问题及缓解工业用地的紧张。
“守住18亿亩还进口那么多，不守住18亿亩会是什么样？”陈锡文反问。
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
联合国对耕地有一个警戒线，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时候会发生生存危机。但目前，全国2000个左右的县里，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认为，18亿亩红线必须要保住，这是一个硬约束条件。
然而，在过去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保住18亿亩红线一直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1996―2006年，全国耕地减少了1.24亿亩。这些减少的耕地大部分发生在南方，其中一多半是因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的稻田。
李国祥研究发现，土地价格越高的地区，耕地流失的可能性更大。高地价地区的耕地流失速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中等地价地区的耕地流失速度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
“土地失控！”马荣荣说，这是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
如今，从苏南、苏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过去，已经看不到连片的1000亩以上的农田。而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发生的。10年前，那里还是空旷的连片的万亩良田。现在，良田都变成了房子。
马荣荣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控得住经济发展对土地侵占，则控得住粮食安全是没问题的，假如控不住，那将很糟糕。“现在看来，国家从上到下应该说已经基本控制住，但未来经济继续发展，腾挪出一部分良田来为经济发展服务，这个趋势仍然不会改变。”
“保住18亿亩红线，这是一种理想，但能不能保住，这要打一个问号。”浙江省宁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农业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并不太乐观，“失去的都是粮食生产条件最好的土地，占补平衡回来的土地大多很差，一般是到山地上开一点、荒地上开一点、滩涂上再围垦一点。”
耕地占补平衡是《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一项耕地保护的基本制度，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建设单位必须补充相应的耕地，以保证耕地不减少。
但被扭曲的土地占补平衡政策对粮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以宁波为例，该市一共有360万亩的耕地，310万亩是（种植粮食的）基本农田。“这么多土地是存在的，没有虚假，但真正能用的耕地只有二百五六十万亩，剩下的100万亩占补平衡回来的耕地非常贫瘠。”
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中国耕地资源中，70%属于中低产田，且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耕地水土流失、次生盐渍化、酸化等问题比较严重，由此导致的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耕地质量，好的土地往往用来城镇化，这对我们粮食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在良田被占用之后，我们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资源跟水资源相匹配的良田来？现在看来，耕地与水资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难解决。”李国祥说，土地和水资源的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农业产量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北方地区有大量的耕地，却缺乏水资源。例如新疆，我们现在把新疆当做后备耕地，解决水的问题却很难。”
现在看来，这个“后备”仍然是一个相当遥远的事情。
李国祥最后还是把希望放在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上。“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方式仍然粗放，未来怎么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尽量地少占耕地，这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徐小青指出，“关键还是决心问题，如果下决心一定要保住（18亿亩红线），还是能保得住的。”
GDP冲动下的粮食安全隐患
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从最肥沃的鱼米之乡变为最发达的工业城市群，中国粮食的主产区逐渐集中到了北方。辽阔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吉林松花江流域和辽宁辽河出海口等地区，承担起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2009年，孙政才从农业部部长任上调往吉林任省委书记。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即是确保粮食安全。
像吉林这样的粮食主产省，全国一共有13个，下辖800个粮食主产县。
“农业也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一些产粮大省，中央管得很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一方面要杜绝农民撂荒土地，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地方政府的GDP诱惑和冲动。”
自2004年以来，为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中央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建立起农业补贴制度，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传统的“财源”基本上“枯竭”。这进一步加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
根据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以黑龙江与广东两省为例：2009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4353.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136.2公斤；广东粮食总产量为1314.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26.0公斤，前者分别是后者的3.3倍和9.0倍。同年，黑龙江省一般预算收入641.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441.3亿元；而广东省一般预算收入3649.8亿元，其中税收收入3130.6亿元，后者分别是前者的5.7倍和7.1倍。
为了缓解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中央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但这并没能带来多数粮食主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财力上差距的明显缩小。“国家每年补贴粮食主产县8000万。”但李国祥到下面调研发现，“经过层层‘盘剥’，最后真正到县里，大约只剩1000万。”
农区与工业化发达地区强烈的利益对比，也激发了国家重点农业县对推进工业化的冲动，希望借此改变粮食大县、经济弱县的尴尬境况。
“对工业发展的冲动，以中部省份为最。为什么要搞工业化，为的还是税收，当然，另一方面也为了提供就业。”李国祥说。
这样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耕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为了工业化的产物之一。污染会导致粮食质量和产量下降，甚至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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