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雨果制作的纪录片《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讨论了包括食品不健康、教育糟糕等在内的六种“西方病”
“CCTV其实很贴心”
曾荣是戴雨果的学生，也是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的成员，曾在央视工作过。“我们常年给包括央视在内的国内媒体做培训，有很多访问学者从央视来，我们跟央视新闻部一些领导都认识。这片子拿给他们看，他们觉得挺好，说可以来购买。”
央视看完粗剪的片子后决定购买，同时开始担心：观众会不会觉得，这部片子在刻意地说西方的坏话？
“中国人对西方有奇怪的想法，西方人对中国也有奇怪的想法。听说你是给央视工作，都会想，肯定是宣传，央视肯定会告诉你这个，告诉你那个，你根本别想按你的方式播出。”但戴雨果最后发现，央视实际上“非常贴心，非常温和”。他们没有给什么指导意见，除了一个：“不要对西方批评得太凶，否则人们会认为这是央视的意识形态宣传。”
“西方故事”拍摄团队一共30人，花7个月做6集节目，每集半小时，总预算是594346英镑。他们做大量前期研究，制定精确的行程和拍摄计划，“绝不会拍十个小时的素材，剪一小时节目。”为了控制成本，他不可能给央视留出多少内容选择空间。
“假如对方说这半小时里有五分钟不合适，你要给我换一个其他故事，那我们换不出来。”曾荣说。
除了曾荣，制作团队里全是英国人。为让片子更适合中国观众，他们希望央视能派个人到伦敦，剪辑时全程沟通，但一直都没人来。有个客观原因，“来的人要申请公派护照，光办完所有外事手续就要一个多月，到时候片子都剪完了。”
1972年，他永远不想再来
2013年“两会”期间，戴雨果接受央视新闻频道的贴身采访，出现在一条长达4分45秒的人物报道中。“近几年我获得的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你们国家。”戴雨果在采访中对记者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雄心壮志的话，那就是把中国介绍给我的那些欧洲的同胞们，让他们更了解中国，更尊重这个伟大的国度。”
1972年，戴雨果第一次到了中国。英国工业展览会在中国举行，这是1960年代后中国的第一次外国展览，戴雨果的教授认识英国工业部门的人，介绍他去帮忙。那时，每一个西方左翼青年都想去中国，他们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场重要的革命。戴雨果到了中国，愕然发现，这个国家正在“自我摧残”中。
住进北京友谊宾馆，戴雨果和英国的工程师们吓坏了：宾馆的卫兵都是荷枪的。跟他们一起工作的两个中国人小心翼翼，没人敢跟他们说话，事实上双方语言不通，也说不了什么。“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悲哀的国家，人民不快乐，都战战兢兢的，也很穷。”
他去跟路人搭讪，对方跑掉了，他于是学聪明，只跟老人和小孩说话，“老人不在乎，小孩还不懂事。”他向英国使馆借了辆自行车，发现没有什么可看，历史遗迹和教堂都关着，饭馆很少，还很容易迷路，因为红卫兵把路牌都撤掉了。
展览结束，戴雨果申请到特别签证，坐火车去上海、西安、苏州、杭州、南京和广州。每到一处都由政府部门的人陪同，此人决定他去哪儿，在哪里吃饭。有时候他自己玩消失，那人就会异常紧张。“他们总是被告知外国人都是间谍，带着炸弹，想要破坏中国，丢掉一个外国间谍，后果会相当严重。”戴雨果回忆。
1973年4月，戴雨果失望地离开中国。“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极权国家，永远都不想再来了。”
1990年代，一批中国学者来到英国，戴雨果跟他们聊天，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变，又恢复了对中国的兴趣。他回想1970年代，那是正在经历恐怖的国家，就像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中国人不是天生就不会笑、不会开玩笑、不会喝酒、不会歌唱的，中国人其实和我那时候看到的很不一样，也有很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
戴雨果尤其欣赏1992年以来的中国，因为邓小平，中国开始抛弃意识形态的干扰，变得更务实。人们拥有更多自主性，经济因此飞速发展，而这恰恰和“18世纪辉煌一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极其相似。
120年前，戴雨果的祖父从美国加利福尼亚给爱尔兰兄弟写信：“一旦这个国家（美国）的富足和人们的能量充分开发，这个世界就会变样。”然而美国的实力，当时并没得到充分的预见。戴雨果把中国和那时的美国相提并论，他在《中国是敌是友？》一书中写道：西方世界如果还对中国抱有敌意，就是不合时宜。
1997年，戴雨果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中国媒体，写学术文章，和中国展开学术交流。
2005年，戴雨果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任教，当时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研究所任所长的科林・斯帕克斯注意到他。“金史密斯没有兴趣开展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我们有兴趣。在英国，中文说得好的人非常稀缺，戴雨果是其中一个。一个会中文的学者，又有传媒学的背景，我们需要他，并且他还乐意去中国。”斯帕克斯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很快邀请戴雨果加入威斯敏斯特大学，成立和负责中国传媒中心。该中心成了欧洲最早开始中国媒体研究的学术机构，和中国媒体交流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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