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难熬的孤独，被认为是严重影响工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
很少工友会问对方的名字，每个人都是匿名的。他们戴着不同颜色的帽子，代表普工、质管、拉长三种级别――这就是他们的名字和身份。这几年，巧娟换了三份工，只记住十来个工友的名字。
她曾住过一个月的宿舍，下班以后，到处都要排队，连洗碗也要排队半小时。宿舍里没有人有力气聊天，只是麻木地坐在床上，刷着QQ空间，“脑子空白”。
潘毅的研究团队曾遇到过一失语女工，其声带无任何病变，但她曾有一整个月没有说过一句话。2010年，不到17岁的深圳富士康员工田玉自杀未遂，在她的记忆力，那时没有手机，没有钱，宿舍的人冷得像石头，气糊涂了才跳楼。
在潘毅看来，不停地跳槽，也会导致女工无法形成固定朋友圈。姚泽兵在三年内换了10份工作。“哪里都是一样辛苦，跑不动了。”
巧娟的唯一慰藉是同在一个城市打工的父母。但现实是，家里同样是一座冷寂的死城。母亲在工厂上夜班，她只有周日能见到。就算见到，也是一张暴躁不快乐的脸，母女俩无话可说，从不坐在一起看电视。父亲从早上6点到12点在外面开摩的，家里从来没有客人。她想起和爷爷奶奶在家乡的大客厅里看电视的场景，泪水开始打转，“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是留守儿童，其实留守还更开心”。
这个城市似乎被压缩成从家里到工厂的小路，日复一日地走，但毫无记忆点。去过一次深圳市区：“没啥感觉，那些繁华与我无关。”
巧娟当下最大的欲望是求知。她曾被一张传单上“图书馆”三个字所吸引，加入了手牵手工作室。除了参加工作室组织的讲座，她阅读NGO成员送给她的书籍，她房间的桌上垒着几本书，《女性主义浪潮》、《女工手册》……这也许是她房间唯一有生气的物件。她想有个智能手机，吸收点知识，“比如科学松鼠会，很好玩呢”。
聊起开心事，巧娟咯咯地笑，两只手比比划划。这个时候，她仿佛恢复为一个少女。
工厂里的男性管理者对年轻女工的性骚扰屡见不鲜，一些管理者会看中女工，但女工几乎不能靠婚姻向上流动。
比起工业园许多被迫堕胎的少女，感情生活空白的巧娟还算幸运。
工业园的少女们会被派送一些免费“杂志”，里面充斥着“三分钟解决烦恼”、“快速安全，第二天即可上班”等无痛人流广告语……路边的墙上满目皆是招公关小姐、二奶情人的广告。宾馆遍地开花，从24元到150元的价格不等。
“都是黄色笑话、色情故事，”巧娟从来不看这些“杂志”，她只读一读前言，“比较有思想，会讲讲梦想。”她同情堕胎的女生：“一个朋友，男孩并不喜欢她，只好一个人去医院，真可怜。”
“这里的性自由是被利用的，是虚假的解放。”在潘毅看来，成排的堕胎诊所、宾馆、KTV以及网络上的色情广告，无疑是在刺激少男少女们尽情地释放性欲。但问题在于，“性行为比例上升的同时，避孕知识和生殖健康知识却没有跟上。主流的话语不会提供应有的知识，相反，希望你跟不上，（他们）才能赚钱”。
2012年，一份在东莞工厂做的研究指出，有近三成的外来女性曾有过非意愿怀孕人流，当中超过三成有过两次或以上经验。潘毅有类似结论：“堕胎率越来越严重，其中许多是未成年少女，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 17岁的广西女孩吴契珍在深圳打工时堕胎，“刚从农村出来，根本不知道有避孕套”。
潘毅了解到，工厂里的男性管理者对年轻女工的性骚扰也屡见不鲜，刚从农村出来的女孩只能忍气吞声，个别胆子大的会骂回去。一些管理者会看中女工，但大部分只是玩玩而已，女工们几乎不能靠婚姻向上流动。
让潘毅更为不安的是，以前的女性遇到堕胎问题，会因为没面子去跳楼。但她刚接触到一个案例，女孩直接把婴儿遗弃在垃圾桶。“这一代年轻女性的价值观紊乱，很容易成为交易场和权力场的消费对象。”
巧娟从没想过结婚的事，她不想一辈子做单调无聊的工作。但年轻女工的选择很有限，当她发现报考大专院校要求高中文凭时，尤其沮丧。等到家里的债还得差不多，她决心去报个电脑培训班。这是她能想到的，为未来做的唯一尝试。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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