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渗透
“我是冲进塔园的。”曾庆彬停顿了一下，“没错，冲。”
曾庆彬是塔园志愿者，45岁，算是塔园的年轻人了。他递给我的名片印着3个网址，彩塘民生网、塔园“文革”博物馆及潮安县基督教会。与我认识的大部分潮汕男人不同，他全然不谈挣钱的事。从塔园驱车出来，一路上蹦出来的民主、自由、哈耶克，让我感到些许分裂。
车子从潮汕公路拐进乡镇小路，越过几个村落，在田野边停了下来。他家像是简易工棚，摆着机车零件，墙上挂着字画。当他在薄木板隔出的小间里启动电脑时，自己的天地就展开了。
曾庆彬的前传是典型的潮汕故事。13岁的少年辍学闯天下，白手起家开了小工厂。后来工厂倒闭，卖起电动车。辛苦忙碌却找不到尊严感，萌生了从政当官谋权力的想法。自然以失败告终。此后他全心投入互联网。2009年，在自己的村庄，他开始帮人维权。他精力充沛，被某种强大的目标占据，视反对者无益者为垃圾，透出摧枯拉朽的气息。
“博物馆是我表达政治的场所。”曾庆彬试图将学到的民主理念带进塔园。2009年去参加公祭礼时，听到彭启安诉说后继无人的苦恼，他给彭启安写信自我推荐，一开始并未被其他志愿者接纳。后来，经过老同志的推荐，他才得以和彭启安见面。他建议用法律手段保护塔园，说只有民主法治才能防止“文革”重演，而博物馆却依然靠着个人崇拜和魅力在支撑，正是“文革”的思维。当时，彭启安只是微笑着说，谢谢曾先生，言语之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那些年里，彭启安都在思索塔园的发展之路。他去寻找接班人，找过汕头市政协副主席方展伟、市人大副主任余建明，他们很热心，却都婉拒了他。有志愿者私下嘀咕：“所谓接班人也是‘文革’概念。”
去彭化与制度化的道路也探索过，他尝试建立塔园委员会和基金会，都遭到村委会否决。
2010年，公祭礼遭阻拦。这回，他动员更多的热心者，曾庆彬也收到求助电话。那天，他发动了几百人前往塔园祭奠献花，这让他得到彭启安的认可，从此成了塔园活跃分子。
更多年轻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在潮州彩塘镇，我在一家影印店见到85后曾祥游。当去了塔园，他才知道，原来存在这么一段历史。他成了志愿者，为博物馆建网站、传播信息。
老人们大多并不知道这些，正如我原先并不知道，在田野边的工棚里、公路边的小店里、日常而麻木的小镇里、冷清的“文革”博物馆里，更为现代的观念正蔓延开来。
保卫者的游击战
塔园未来如何？彭启安把16字方针抛出来：不求正名，难求发展，只求存在，终求完美。
这问题想了无数遍。无路可走又放心不下，只能在塔园终老了。“老汉今年82，”他反复说这句话，大概是表达焦灼的方式。这一句式重复好些年了，危机如常，年纪渐长。女儿说起父亲，眼角泛起泪花，说谁也劝不动他。忧心忡忡的志愿者希望他长命百岁。“他不在了，塔园也就结束了。”见过的许多人都这么说。塔园骨干王平是少数乐观者之一，她四处奔走，想为塔园挂牌，无论是爱国主义基地或是养生基地，她觉得挂上就行。
眼前要解决的难题是：把彭德怀像安上塔园。村委会一如既往地反对，沟通无效后，他决定绕过村委会，强行安装。
在村里，他得到村民杜老二的支持。杜老二拥有保卫队，他向彭启安承诺：有人暴力阻挠，他们就出来保卫。
“必须旗帜鲜明支持彭市长。”杜老二圆头虎脸，叼着中华烟，说话时嘴角轻轻向下撇。父亲杜惠崇曾是村里的老书记，正是在他任上，彭启安创建塔园。别人以为子承父业，他并不承认。他生于1970年代初期，对“文革”没有特殊的记忆，后来才偶然听到历史碎片，也知道了彭启安的坚持，由是产生了崇敬。他说村里级别最高的退休官员反对塔园，这影响着村干部的态度。但杜老二也是有分量的角色，在选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决定站到彭启安一边，协助和村里沟通谈判。
在博物馆，杜老二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试图为每个人安上角色。“如果我是‘文革’博物馆的捍卫者，那么你是什么？”他问管理员杜乔生。但杜乔生对“文革”全然不感兴趣。他想唱8月8日的祭文给杜老二听，杜老二转身走开了。
我想起那天，杜乔生带着我拜访陈昭民。听到陈昭民说自己地位卑微，他凑过来说，“那我就更卑微了。”他多想成为那个在公祭日唱祭文的人，不过他知道，这角色讲究社会地位。他悄悄背诵了几个版本，当他一一唱给我听时，简直陶醉得快流泪了。他说他是带感情的。“是对祭文的内容有感情吗？”他立刻兴味索然。“不是！是形式美文学美！”
阳光灿烂的下午，彭启安和杜老二站在山头讨论彭德怀像的安装方案。路线要怎么安排，突发状况怎么应对。走到一半，发现台阶被一条新修的道路截断了。彭启安不愿走回来路，不顾我劝说，一手抓住了一边的水管，爬了下去。
这一天，他为我讲解了每一处景点的故事。他把总结出来的“文革”罪名、历次斗争名称，读过打动人心的文章片段，都刻在了塔园里。临走前，还带我参观“文革” 死难者的墓地。这是他建造塔园的起点。如今17年过去了，看着他介绍每一座坟墓，就像介绍自己某位老朋友。那个疑惑又浮上来，从海湾大桥到“文革”博物馆，彭启安经历了什么？
回城的汽车上，彭启安有些怅然。他说17岁因为贫穷参加革命，一心想翻身。后来成了党的忠诚干部，大跃进时夜以继日带头抓劳动，人饿得水肿却毫无成效，以为是自己把“好政策执行坏了”。“四清”时，自己是揭阳榕城镇（现为榕城区）副团长，生划出许多敌人，是忠诚的参与者。后来提出“地富反”、“社会闲散人员”也要给出路，到了“文革”时却成了罪状，关牢狱，被揪斗，终于痛彻心扉“承认了罪行”。
悔罪是真心的吗？他只反复说着当年的恐惧。1976年，他恢复了职务。他并不回望，而是投入到沉甸甸的新时代使命中。那时百废俱兴，改革潮流裹挟一切。他听从号召“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头扎到建设中，勤恳清廉，是“青天”式的官员。1983年，他获任汕头市常务副市长，几度上京求发改委批项目、堵截副总理以报告汕头状况，终于建成了华能电厂、汕头深水港、海湾大桥和四通八达的公路。一个个工程自豪地证明了经济高速腾飞、日新月异的中国现代化。被创富梦拉着快进的时代掩盖着创伤和断裂。
1996年的乱坟像是启动心灵的神秘按钮。它曾深藏于恐惧，深藏于国家召唤，深藏于作为“现代化”的经济神话。地摊上的书籍成了他的启蒙地，“文革”博物馆赠书一千余本，他看了七八百本。当他重新打量埋头苦干的岁月，就像从自己打造的繁荣地表，潜入地下的断裂带。
破旧的出租车快速驶出塔园，驶出乱哄哄的市场。天气很好，老人都出来锻炼身体了。他一路逆流穿过自己的人生。彭启安笑着说，现在我是不听话的人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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