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的抗争
2005年春天一波三折，希望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长老院的陈德鸿联系不上彭启安，他得知“上面来调查了”，对博物馆的命运忧心忡忡。老干部商量着和对方来一场大辩论。
陈德鸿85岁，曾是汕头政协副主席，回忆四十多年前的细节像是诉说昨天。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随时都有人闯进家门将他揪斗一番。他想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如去涂城村参加保护他们的群众会议。结果却被打为“反革命集体”押进大牢。被审讯时，他眼睁睁看着隔壁那位被审讯的人死了。另一次在羁押地的食堂排队吃饭，一群人看其中一个不顺眼，就随手打死了他。当他描述这一切时，老伴尖叫着从屋里走出来，“过去的事情还提干嘛！”
陈德鸿轻声安慰：你不要怕。
彭启安在家等待一个多月，得到了结论：让博物馆不了了之。他觉得像“文革”批斗时那样，“结论”就是给他划定的圈，不得越出半步，遑论求得正名了。
那段时间前后，长老院给彭启安建议：结束硬件建设，转入维护和保养。他并未采纳建议，转而修建安息园、立刘少奇像、刻死难者名单、举行公祭礼……更多外来者进入塔园。
陈德鸿说，2005年后，彭启安就很少召集老人们参加决议，老干部也相继生病、去世。
当我致电提出采访时，彭启安用一种年轻利落、充满力量的声音说：“去塔园看看吧，看过了你才能理解我们。”
塔园建筑显得凌乱。是的，没有规划，钱一筹到就着手建景点。思安塔高耸，博物馆建成天坛的形状，有种古老的味道。广场的石壁上刻着任仲夷的题词：“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石壁下摆着黑白两猫，大概在宣扬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理论。而在另一处，你还能看到孔子像，按照彭启安的说法，孔子也是“文革”受害者。随处都能看到警言，比如：“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也许是下雨的缘故，“文革”博物馆没有开门，边上的石壁倒是刻着一封来信，谴责2009年塔园“关三门”事件。那时博物馆被关闭十多天，一条道路也被沙石截断。
在没关门的资料馆里，村民们干脆打起牌来，打发湿漉漉的下午。村民来这里最关心的也许还是挣钱。据说塔园的不被承认和宣传，导致了门庭冷落收入不高。但当我走进涂城村，问起“文革”及塔园，村民们告诉我，村干部打过招呼了，这是敏感话题。
从 1996年起，彭启安和村干部保持着同舟共济的关系。到了最新两届村委手里，维护塔园的传统遭到了破坏。彭启安申请的所有项目，村委几乎一律否定；其中一两个景点的建设，是他几番上门请求无果后，找中间人帮助谈成的。这也许和控制用地有关，但彭启安认为，决裂是从他怒斥村干部开始的。
发现塔园的捐款遭到村委挪用，他怒骂并且索回。后来，一笔划拨给塔园的市长基金挂在镇上，村上就不愿去领取了。再后来，博物馆展出物失窃，挂靠在古寺的捐款账户也被注销了。
除了愤怒，彭启安别无他法。毕竟塔园从未经过旅游局批准，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也都归属涂城村。在塔园，他从未有过身份，只能算是“热心人士”。多次哀求、怒吼、冷战之后，他成了尴尬的存在，多余的人。
宗祠的影子
陈昭民端坐在祠堂里，严厉，语速飞快。老人围着他。这是一个金光闪闪的豪华祠堂，坐落在离涂城村不远的陈厝洲。“文革”时，两村同属一个叫“红农总”的群众组织。大队长陈昭民当起了“副司令”。围着他的老人向我展示被子弹击中的伤痕。我问老人为什么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说就是跟着头儿走。后来“红农总”被打为 “反革命”，死伤数百。但1996年，彭找到陈昭民共建纪念碑时，陈坚持把两派的死伤人员都算进去。“都是受害者。”他说。从历史中解脱出来后，他开始怒斥“文革”博物馆的种种“堕落”。
“堕落”是指什么呢？吃饭多开发票、为塔著书领取稿费，凡此种种，让他觉得队伍里混进了趋名逐利之辈。最愤怒的还是，一套记录“文革”博物馆书籍的出版没有征求元老同意，“擅自去掉总结塔园建设的碑记”。
“这是否定创建塔园的15位决策者！”他正色厉声，“‘塔园千秋永碑志’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塔园无论出什么书都要把这块碑记放在前面！”
“‘文革’要反思的是造假。陈昭民不是反革命，被造假说是反革命。涂城的房屋被破坏了，反而被南徽污蔑是他们破坏了南徽的房屋，”他愤怒地说，“塔园出书也有造假！”
他指责“文革”博物馆时，也带着“文革”的烙印：将之归咎为彭“晚年糊涂、享受崇拜、听信谗言”。有一段时间，他将控诉印成传单，分发给塔园热心者，试图遏止这一切。
传单到了彭启安的手里，他当即写了“评青夜的骂人小字报”（青夜是陈昭民的化名）。在他看来，那是上纲上线的“文革”逻辑。彭启安多少有些委屈：碑记并没有去掉，只是没放到最前面；塔园从一开始就没有正式机构，而困境重重众口不一，如若凡事商量可能一件事都做不成；至于写书立传，作者付出心血，获得酬劳也是应该的。
志愿者间一度流传着“塔园出现了倒彭势力”，陈昭民则说，自己地位卑微，但敢于直言，是逆耳的忠臣。
陈昭民是宗族文化的捍卫者，凡事必提祖宗后代，著书则想功罪千秋。过去10年里，修建了10个宗祠，试图维系宗族的传统秩序。在当地老人的理解中，“文革”博物馆似乎附着宗祠的影子，须讲究尊卑有序、内外有别。
在这样的秩序中，他和涂城村的老人组感到被边缘化了。矛盾起初源自几年前的一张饭桌。当时塔园立下了“文革”受害者王佩英的塑像，她是富商张大中的母亲，家属前来参加落成仪式时，涂城村的老人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被安排在主桌上。慢慢地他们发现地盘被外来人挤占，自己倒成了“小媳妇”。
对公祭礼，老人们也颇有微词。“把全国两千万冤魂都招来了，涂城村受不起。”陈昭民诉说着老人的怨气与担忧，也为博物馆的困境而伤感，反复念叨着正本清源， “涂城人涂城地，澄海人澄海事。”他表达着挽救的焦急：清除外来“坏人”，尊重本地老人权威。“村里最有势力的就是老人，团结老人就能对抗一切！”
可彭启安想起去年公祭礼时，原本安排献花圈的老人并没有出现。
陈昭民当然不愿意相信。他试图沟通、调和、挽救局面，但涂城村年轻的书记并不理会。这让他很生气，音调一下升了好几度：以前认人不认钱，现在认钱不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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