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被毛泽东当作“沙子”，掺进军委办事组
1969年4月，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德生在“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回到安徽不久，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他到北京工作。
多年担任第十二军军长的李德生对安徽这块热土十分留恋，但作为军人，他没有二话，立即打点行装准备赴京。
林彪成为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以后，他的势力范围随着野心的迅速膨胀而日益扩大。军委已被林彪和他的亲信把持，陆、海、空三军的军权都在他们手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林彪重兵在握很是担忧，也很警惕。最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可是这“沙子”的人选并不是太好选的。老帅们受冷落，都没有出来工作；老将们受冲击，掺进去也不合适，搞不好更要受林彪的迫害。派进军委工作的人首先应该不会和林彪搞到一块去，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反复考虑，最后决定了几个人，李德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李德生到京的当天，周恩来便把中央的决定告诉了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李德生心里有点紧张，这个担子太重了，怕做不好。
过了几天，周恩来高兴地通知他：主席要见见你。
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在李德生是生平第一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他，他在兴奋中有点紧张。可是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紧张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间，毛泽东随手拿起陪同一起来的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近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他感到亲切。
李德生对毛泽东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毛泽东连连摆手：不能免，一个也不要免。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他大胆干。
1969年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军委办事组名单成员是这样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从这张名单上可以看出，这10人中，没有一个一野、三野的人；二野的李德生、谢富治是毛泽东作为“沙子”掺进来的；其余8人，叶群为林彪之妻，另外7人均为林彪四野的老部下。在这些人中，李天佑1970年去世了，温玉成后来被打倒了。刘贤权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当时是中央军委委员，但未能进入政治局。他在“文革”中的主要职务是青海省革委会主任，军队的事管得不多，办事组仍为林彪集团所控制。
这样，自1967年11月总政治部为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政工组所取代，到196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总政治部恢复办公正好两年时间。李德生继罗荣桓、谭政、肖华之后，成为建国后的第四任总政治部主任。
李德生在军委办事组，显然不是林彪的人，谁也不和他交流情况。轻一点把他当外人，什么话都不和他说，重一点把他当敌人，想方设法要排挤、整治他。有时军委开会，整场会议像没这个人似的；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交换看法，同意不同意横竖是要通过的。一个人在这个环境里会是什么感受，可想而知。李德生默默地承受了种种冷漠和轻视。他心里只想着一点，我是主席和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对中央负责，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只不过是暂时的。后来当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情况。
毛泽东知道以后，开始没说什么，1970年4月，毛泽东说：“搞成清一色，不好，要团结大多数。”
毛泽东两次批评军委办事组。军委办事组最终被撤销
在1970年夏召开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在“称天才”的问题上阴谋败露，林彪和叶群那“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的表演也受到严厉的批判；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很快就被毛泽东识破、戳穿了。会上虽然没有对林彪进行公开批判，但是毛泽东在讲话时说了“林还是要保”，这也是“不点名的点名”，林彪怵然而惊，感到自己的地位在动摇。
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变得紧张了。林彪多少年来苦思焦虑为的是那个最高权力，毛泽东戳穿他们的阴谋后，就是不给权。国家主席也不设了。林彪不得不重新考虑夺取最高权力的方式。他向吴法宪授意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9月7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江西九江机场，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合影留念。同时，还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
叶群就私下对吴法宪说：“你沉着一些。……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他们两人，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第二天，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批评叶群：“九大胜利了，当上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11月3日，毛泽东又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接着，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还将这个讲话批给全党阅。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华北会议上，就陈伯达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并宣布党中央对北京军区进行改组。
这就使林彪更为惊惶。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等在上海巨鹿路某密室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策，议定争取“和平过渡”，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舰队”骨干、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说，如果“和平过渡”不可能，就“提前接班”，“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商量好马上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成立“教导队”；另一件事便是根据林彪的意思，定出武装起义的计划来。按照林立果说的“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把武装起义计划定名为“571工程”。
正当他们为“571工程”的最终实施进行各种准备时，毛泽东又两次批评军委办事组不争取主动，一错再错，根本不批陈。4月份，毛泽东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再次“掺沙子”。4月15日，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参加的“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举行。林彪顿觉摸不着头脑，更是惊恐不安。当天下午，在北戴河的林彪叫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日通报一次会议情况。会上有人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还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书面检讨。4月19日，林彪与叶群赶忙坐飞机飞回北京。
与此同时，林彪还看到被“二月逆流”打下去的老帅、老将们又活跃起来了。毛泽东把调查陈伯达历史和家庭情况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泽东又让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毛泽东还责问为什么不给陈毅看文件，恢复了让陈毅看外交部文件的权利，盛传陈毅即将复出。林彪已经感觉到毛泽东张开的网越收越紧。尽管6月的北京暑气已经很重，林彪却感到阵阵寒意。
1971年9月12日，也是林彪叛党逃跑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南方的视察回到了北京。在丰台火车站，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走上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再次谈到军委办事组的问题：“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调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各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最后，毛泽东吩咐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他没有说。毛泽东担心的事13日凌晨就发生了：林彪带妻携子乘机叛逃，走上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道路。
“九一三”事件后，10月3日，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了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提出了“关于整军建军和肃清林彪影响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林彪搞了11年，军队的问题不少。要整顿军队，肃清林彪的影响。要有破有立。对他们错误的东西要破，要立正确路线。四好运动搞了很多形式，要整顿。部队的作用也搞坏了，要改正过来。军事训练也有形式主义，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最后，毛泽东提出，要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这是整军建军的重大问题。
这样，毛泽东迅速地把整顿军队、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任务提到了全军面前，提到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面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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