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表示了对军委办事组所作所为的不满
在1968年4月的国防军工生产会议上，黄永胜无端指责陈毅如何“反对毛主席”，又批判罗瑞卿如何“破坏”军工生产，含沙射影地批评叶剑英对林彪不尊重。叶群讲话时，不时挥动手中的小红书，口口声声说林总如何如何。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局长、四机部部长的王诤中将对此反感到了极点。他取出钢笔和小本子，写了两张纸条，内容大意是：林彪同志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他在红军长征时期就两次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后，林彪还主动联络某某某，想夺取毛主席对中央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条子不长，但铿锵有力。
黄永胜看到纸条后，脸色顿变，他恶狠狠地瞪了王诤一眼。王诤却神态自若。他早已作好了被捕遭打击的思想准备。
黄永胜将字条递给叶群、吴法宪等，依次传看，个个神情惊恐。他们交头接耳，议论了一会儿。黄永胜以手掌击桌，声色俱厉地宣布：“会场上竟有人公然跳出来，赤膊上阵，猖狂反对林副统帅。这是当前军内又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性质非常严重……”
与会的人们都惊讶不已，纷纷将目光转向王诤。王诤依旧双手抱臂，面色冷峻，凛然无畏。第二天，军委办事组宣布王诤隔离审查。这就是轰动军内外的“炮打副统帅事件”。
还有一个“李必达事件”。李必达是1968年开始给黄永胜当秘书的。这位正直的年轻军官，发现黄、吴、叶、李、邱在“九大”前后经常秘密集结，搞分裂党的阴谋活动。1969年4月与其恋爱对象王瑞华商量后，决定给毛主席写信揭发黄永胜等人的反党罪行。当时，他们认为温玉成（副总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时与黄永胜有矛盾，便于4月27日深夜将揭发信交给了温玉成。温考虑再三，方决定把信交给自己的“顶头上司”林彪。但他没想到，信被叶群扣下了。叶群看后，于4月29日在京西宾馆一楼会议室与黄、吴、李、邱密谋将李必达密捕。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前几天还在给叶群写信反映黄永胜的作风问题，此时却立即加入了帮助丈夫的活动中。军委办事组几位要员要项辉芳做到3条：一、快把写信的李必达找到；二、在党支部宣布李必达偷听电话、窃密、造谣、挑拨关系等罪名，但要绝对保密；三、搜查李的所有东西，凡是犯罪证据，谁搜出来的谁签名，支部书记（即项本人）要签名。
4月30日，被密捕的李必达由吴法宪派飞机送往广州军区监狱关押。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纸上写下：“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吴法宪交给叶群，叶群又把黄永胜和项辉芳叫到毛家湾研究对策。
叶群指使项辉芳给黄、吴、叶、李、邱写报告，给李必达罗列盗窃机密、企图谋害总长、散布流言蜚语、行动诡秘等罪名。5月下旬，项又专程到广州了解对李的审查情况，给看守人员讲话：“这个案件很重要，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案件，办事组首长亲自抓。”此后，加紧了对李的看管和审讯。1971年林彪阴谋败露后，经周恩来批准，才将李必达从广州接回北京，恢复自由。
在“准备打仗”问题上，军委办事组与“老帅组”发生分歧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1969年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以及形势的严峻和紧迫。1969年3月5日，社论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同月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又具体地说到了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的问题。
在1969年4月28日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到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当时，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内，在战备与作战的一些主要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在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问题上，当时中央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过高估计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极大，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另一种是以陈毅牵头，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的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的意见。他们认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对方马上就要开始向中国大举进攻，原因不是对方不想干，而是没有准备好；而且，不论是从美国还是从苏联来看，它们目前争夺的重点仍然是在欧洲。……在可以预想的时期内，苏联不敢挑起反华大战，反而有可能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进行和谈。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做好战争准备，一方面要采取灵活的策略，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革命制止战争”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事实证明，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所提出的战略方针也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1969年6月，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在会上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他们还指出：“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费用比1968年猛增了许多，1970年、1971年两年又继续递增，造成了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1969年6月中旬以后，军委办事组召开了多次战备会议。林彪及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搞突然袭击。
1969年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空军机降，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伞兵。
10月中上旬，为防止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央负责人及一些老同志陆续疏散离京。军委办事组撤到北京西郊办公。
1969年10月初，林彪由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等陪同，乘飞机到山西、河北等地察看地形。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他要秘书给在京的黄永胜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当晚，黄永胜即布置阎仲川向全军传达。
阎仲川随即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由“前指”下达全军。全军立即进入紧急状态，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下旬，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这次战备疏散不仅给国家财力、物力造成很大浪费，也使广大知识分子、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和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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