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孩子们“爱武装”的风尚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34期，作者：葛维樱 杨璐，原题：《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小浑蛋”周长利》
近40年里，“小浑蛋”的故事一直以一种小道消息式在民间流传。出身贫寒的“小浑蛋”周长利是1968年北京最有名的顽主之一，被红卫兵乱刀扎死时，传说还抱着树不愿倒下，成了当时北京顽主与红卫兵矛盾激化的标志人物。可以获得证实的是，周长利一个人被200多个红卫兵围截，他死后北京市的顽主每人军用挎包里装一把菜刀，“见到红卫兵，就办”。
顽主周长利
周长利的父亲因建国前开过铁匠铺，家里被归为资本家，一家8口住在德胜门城楼与西海之间的一个简易楼里，邻里关系非常好。
在周家弟妹们的记忆中，哥哥从小练武术，谁生病了都是哥哥背到医院，还买三分钱一包的米花糖给大家分。“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哥哥总说，他吃过了。”但在社会上，十六七岁的“新街口小浑蛋”已经颇有口碑。北京的顽主群体大多出自贫民，他们打群架，保护自己管辖领域的“佛爷”（小偷），并和红卫兵势不两立。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追求一样，周长利只喜欢红卫兵的军装。“将校呢，塔帽，这些都是有钱也买不来的。只有高干子弟才能穿。”自认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行动中已经树立了权威。“我们砸烂公检法，惩治坏人，连交通都是红卫兵指挥。”老红卫兵王小点说。而顽主既没有渠道融入社会主流，又要在气势上和红卫兵一争高低，扒衣服、抢帽子，成为双方最理直气壮的打架导火索。
周长利的出名并非他自己打架凶猛。周长利能策划和组织人，有几次在公园里以少胜多的经历，名气就越叫越响。“就是月坛一战把他捧出来了。那次我们三个人突围，来一个用苏式武装带打翻一个，七八十人没拦住。还有紫竹院，小浑蛋带着10个兄弟，碰上了80多个红卫兵，都是骑锰钢自行车来的，180块钱一辆，凭票买，那时就好比现在的宝马。红卫兵前面挂着钢丝锁，一边晃钢丝锁，一边说我们的武装带过时了。我们的人抡着棒子就上去，他们一打就跑，小浑蛋说？押‘抢车！’我们骑了11辆自行车风风光光回去了。”
1967 年到1968年，北京的顽主帮派已经初具规模。“当时北京叫四角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除此都是城外。”“南北城”的概念是泛指西单以南和西单以北。“贵宾楼对面的政协俱乐部是他们‘东纠’的指挥部。当时北京的江湖势力有东华门的小姚子、北京站的砖头会（就是用茶叶包包着砖头，打仗的时候用砖头做武器）、棒子队（报纸裹着擀面杖），东四的铁片儿、猎狗为首，达志桥的菜刀队。”小浑蛋并不是北京城最能呼风唤雨的老大。他所辖区域虽然仅限于新街口与德胜门之间的约两三平方公里的区域，但德胜门一带沿后海当时集中大片的平民百姓，而且又离政治中心中南海最近，交游广泛的小浑蛋是公认的顽主中最厉害的角色。
活着的二号人物：边作军
周长利死后，边作军带领北京四个地界的顽主集体发丧。边作军的眼睛很亮，说话深沉有力。这一两年因为在网上看到了关注自己的帖子，边作军买了电脑，先把要发的写在稿纸上，再用手写板回帖子，还在手边摆了本《新华字典》。“我就是个老初二水平，怕写错别字对不住大伙儿。”
边作军和小浑蛋相识，是在营救自己姐姐、姐夫的时候。边作军的父亲是傅作义部队的军医官，起义后在“人大”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医务室工作。“‘文革’ 刚一开始，我们家就被抄家了。学校里的红卫兵把同学打死了。”身为老小，看着父母、哥哥姐姐全都挨整，边作军开始联络朋友救家人。“我姐姐、姐夫是小学老师，红卫兵说他俩和老校长关系好，保皇派，就打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流氓。”小浑蛋和边作军并不相熟，却在人员安排、部署方面显得非常熟练，“那时起我就明白了，如果我不先出手，就得被人打死”。
边作军摸过去用瓦刀照造反派脑袋上就是一下，救出了姐夫，也因此被拘留97天，“那是我第一次动刀子，以后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在裤腰上插两把三棱刮刀，“这个最常用，包上尖，好带”。刮刀有六七寸，最长一尺二，捅人的时候伤口不大，却很难痊愈，是最富时代特征的武器。
小浑蛋在红卫兵中名声很大，冲突多但是并没出过人命。后来有关死因的版本越来越多，“小浑蛋在‘老莫’吃饭，吃面包要抹酱豆腐，被红卫兵嘲笑了就打人”。“小浑蛋已经被红卫兵打得东躲西藏了。”“最后打死小浑蛋的是高干子弟王小点，但王小点没承认过。”边作军摇着头说，“谁都知道他，谁敢动？”边作军说自己永远忘不了1968年6月24日，“小浑蛋是因为我而死的。什么时候我也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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