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央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林彪同志、小平同志和我也讲了讲，就是陈云同志没讲。陈云同志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他还没调查透。这时候毛主席又扭过头来问坐在旁边的陈云讲不讲，陈云说不讲。毛主席说，好，等他调查充分了再讲吧!这次会上毛主席有好几次请陈云讲话，陈云都没讲。
2005年，在山西长治县发展改革局工作的李保文，了解到长治县有两位老同志刘新起、宋务迪参加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出于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和责任感，李保文多次采访老县长刘新起，综合整理成此文，并首发于《党史文汇》2006年第3期。
1962年1月，时任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政府代县长的刘新起和县委书记宋务迪一起，去北京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晋东南地区的代表总共36人，由地委书记赵军、专员张行夫带队。山西省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在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省长卫恒率领下乘火车到了北京，住进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
一
1月11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总计7118人，有中央、省、地、县、国家重要厂矿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当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如雷。那时候正是经济暂时困难时期，有的地方还饿死了人，但大家并没有放弃对党、对毛主席的信任。会议由毛主席主持，那年他68岁了。刘新起这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说这次扩大会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三个人，省委来四个人，中央局也来了四五个人，要把这个会当作一次小整风。又说这次会议中央给大家准备了好、中、差三种饭，现在国家困难，许多人连肚子都吃不饱，让大家吃好饭对不起全国人民，而同志们在下边工作又很辛苦，吃差饭中央又觉得对不住大家，我看就吃中等餐吧!毛主席诙谐的话把好多人都逗笑了。那时保密制度甚严，刘新起等出发来北京时，心情很紧张，不知道此行到底是去干啥。直到毛主席讲了这番话，大家才豁然开朗。毛主席讲罢后，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这个报告当场就发到了与会者的手中(其他领导的报告则是会后才发)。报告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指出了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刘少奇指出，这几年的主要错误一是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失调;二是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三是在全国不适当地建立许多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四是对农业增产估计过高，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业生产的困难。刘少奇认为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歉收外，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建设工作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刘少奇还对1962年工作提出了10项要求，主要是国家计划(包括生产、基本建设、物资、劳动、财政、信贷、国内贸易和进出口等方面)必须保证全面完成，不经中央批准，不得擅自变动;所有的基本建设项目和投资都必须纳入计划，按规定审批程序办事;凡产品属全国统一调配的重点工业企业，直属中央管理，已下放地方的，在1962年内逐步收回。刘少奇还说1962年是进行国民经济调整至关紧要的一年，必须抓紧这一年的工作。刘讲罢后，毛主席提议对刘的报告稿作评论，提意见。让大家有甚说甚，说错了也不怕。
刘少奇的这个报告未经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而是直接提交会议讨论。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提意见，广泛吸收群众的智慧。经过讨论、修改，最后才能形成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
刘新起记得在人民大会堂共开了六次全体会，一般都是下午开会，上午在驻地讨论。每次开会前毛主席都说：“同志们，现在开会。”开罢了他又说：“休会。”原定每天是八小时，毛主席说这样太辛苦，就改成六小时，最后几天干脆是三小时。主席台上除了林彪不抽烟外，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都抽烟，周恩来有时也抽上一支。而台下没有一个抽的，都在低着头记笔记。
大会对同志们的生活安排得很周到。吃饭是八个人一桌，早上有蒸馍、大米、米汤，中午晚上都是八个菜，主食是大米、面条(那时餐桌上还不兴放酒水)。礼拜天照常过，大家洗洗涮涮，看场电影听台戏，还请来侯宝林说相声段子。每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都有大轿车接送。考虑到有些同志视力差，看不清台上的领袖，大会就从20排后，给每个位子上放一个望远镜。桌子上还并排放着好几个电钮，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的同志听不懂中央领导的讲话时，插上耳机子，一按电钮，同声传译过来的就是本民族的语言。而那时的住宿条件真叫简陋，住在西直门外国务院招待所，两个人一个房间，刘新起和宋务迪住在一起。就是每人一张床一条被子，连喝水的杯子都是自己买，笔记本、钢笔自己带，国家就是发一张“出席证”。
二
这次会上民主气氛很浓厚，中央领导都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1月2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1月27日，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正式印发与会人员。当日下午，刘少奇作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做说明、补充，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做解释。针对党内看法不一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刘少奇说我们现在不取消，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他说有些问题现在看不清楚，要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作结论。实际上那时他就对“三面红旗”有怀疑。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错误，这是毛主席第一个提出来的。而这次会上刘突破了毛的说法，把一些地方经济困难的原因，借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1958年的7、8、9三个月连续发表社论，批判“条件论”，宣传“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心主义。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中稻收成，亩产量竟高达13万多斤。刘少奇忧心忡忡地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义正词严，壮怀激烈。
1月30日下午，毛主席讲话。毛坦诚地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周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并且明确表态：“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毛主席浓重的湖南口音很不好懂，他边讲话还边大口地吸烟，并不时地咳嗽几声，但他的赤诚感染着每一个人，毛主席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带头自我批评，同时会上有些对毛的指名批评，在建国后的党内生活中还不曾有过。
2月6日下午，邓小平讲话，讲的是党的建设问题。小平讲话很吸引人，举的例子也生动。他说：“在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他不问今天锅里有没有米煮，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向南走向北走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这说明我们军队里的战士都是关心战略的。”还说：“我们最近收到一些匿名信，其中说的都是很好的意见。为什么要写匿名信?既然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可以公开地郑重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由半勇敢变为全勇敢呢?”邓小平讲话时，毛主席就坐在他的右侧，毛主席和刘少奇不时地插话。当邓讲到不准搞派别活动时，毛主席说：“不准搞暗藏的派别活动。有一部分人，他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许可呢?”邓答：“这是党章上许可的。在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都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作出决定之后，就必须坚决执行。”当邓小平谈到把一些领导人同伙夫、勤杂人员编在一个党小组里，起不到多少监督作用，建议把领导人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时，刘少奇说：“可以有这么个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邓小平说：“不一定一个月，三个月有一次也很好了。”小平这话毛主席赞同，说：“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邓小平最后说：“刘少奇同志讲到力争上游，我们一定要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方面，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加强和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力争上游!我们要在学会当好‘班长’，学会当乐队指挥，学会‘弹钢琴’方面，力争上游!我们要在我们这一代为了下一代树立良好榜样方面，力争上游!我的话完了。”同志们就热烈鼓掌。
邓小平讲罢后，朱德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2月7日大会闭幕时周恩来讲话，周恩来分析了目前国家存在的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办法，并代表国务院作了自我批评，说：“对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的委员会，各综合口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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