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强调，这履行了他7年前许下的诺言，当时他告诉王慧炯他无法参加北京的一个同学聚会。“请向我们的同学转达我的歉意，”江泽民对王说，“告诉他们我的位置让这事很难办，但是我答应在今后参加一次聚会。”
几年来，江泽民偶尔会感叹他一次都没有参加这些聚会。“我们的老朋友肯定会想我是因为自己的‘高位’才不参加的，”江对王慧炯说，“不是这个缘故，是因为每次我都被其他事情缠住。但我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库恩的确是个写细节的高手：当年第一个星期六下午3点，聚会开始了。一直到晚上9点。老朋友们一起唱了许多歌，包括《当我们年轻时》。江和夫人王冶坪与每对老同学夫妇合影。
对这次聚会，王慧炯评论说：“在中国传统道德里，守信是很重要的美德。” 那个时候，“以德治国”的主张正在全中国流传。
[电话]
在北京的时政记者圈中，早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在深夜，已经入睡的外交部翻译接到电话，睡眼惺忪中听到对方说：“我是江泽民……”，然后是请教一个关于英语方面的问题。
库恩的书，不能证明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但是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的确会突然接到总书记打来的电话，虽然不一定是请教。
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赵化勇就接到过总书记的电话。任何对赵化勇的第二次采访，恐怕都没有库恩这个外国人的叙述精彩。在获得出版方同意的情况下，本报被授权可以相对比较多地引用该书的内容，以重现发生在4年前的7月的那一幕：
此时正是7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响了。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了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回答道，尽量掩饰着内心不安……：“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委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上新闻联播的，你们的报道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起交谈的镜头弄错了。另一次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识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都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疏忽，”江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几乎能感受到江在微笑，但是他知道任何这样的错都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
“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现在用一种领导的口吻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么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
“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也有作家称号的库恩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赵化勇给江泽民回电话时的情景和内容，不过已经够了，此时的江泽民已经足够跃然，足够动人。
例如还有两位能够接到江泽民电话的人，此二人在中国的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份量：宋健，钱学森。
“江主席通常会在晚上10点以后往我家里打电话。接到他的电话我从不会感到诧异。最近他问我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有何差别，并问量子力学是如何与这二者相联系的。” 宋健说。
1991年，钱学森突然接到江泽民的电话：“学森同志，近来，物理学家们都在谈论超弦理论。能请你解释一下吗?”钱送给江一篇他的文章，其中谈到了若干现代物理学中抽象的哲学问题。“尽管他在忙于处理大量的国事，”钱回忆说，“但江总书记还是设法抽出时间研究这些最尖端的物理学理论。他还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到中南海给高级领导人作科技、经济和法律方面的讲座。”
打给沈永言的电话则有着不同的目的，“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沈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