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读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对毛主席的评价心存怀疑，她以犀利的提问风格紧追不放，她说：“今天人们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这符合历史事实吗？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对如此唐突的问题并不计较，只是报以一笑，说：“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列举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仅在政治理论和军事战略方面，而且也在哲学、文艺方面。他同时也指出了毛主席在50年代后期开始犯的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如毛主席的家长作风导致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
法拉奇又绕着弯子问了许多关于毛主席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她说：“当你们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都会提到毛，如果其结果与你们预期的相反呢？”邓小平回答说：“我要对你说，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法拉奇对挂斯大林的像很不理解，她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英雄，在这个问题上她与邓小平争论起来。最后邓小平一针见血地回答：“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说，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在邓小平整个谈话中，两次指着法拉奇的笔，让她记下来。这是第一次。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话不能理解，她坦率地说：“这是您刚才说的许多话中，第一个我不能理解的问题。但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
这个有点鲁莽的问题瞬间使会见厅的空气凝重起来。我心里有点儿嘀咕，她怎么问这么不礼貌的问题？我很担心邓小平听了会不高兴，心里拿不准翻译时是否需要打点折扣，“把握一下”。但是从采访的气氛来看，虽然有时双方意见不可调和，但没有敌对情绪，所以我就大胆如实地把问题翻译出来。
翻译完这个问题，我不安地看着邓小平的表情。邓小平听了不但没有表示丝毫的怒意，相反却报以爽朗的大笑，他以平静的语气，从容地回答说：“哦，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中断援助项目，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控制中国，要求在中国设军事基地等。他知道这些例子不一定能说服法拉奇，继续争论毫无意义，于是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我们不谈赫鲁晓夫了。”
法拉奇虽然不再提赫鲁晓夫，但仍然对改革开放会把中国引向何处，疑惑不解。她问邓小平：“您是否认为资本主义不都是坏的？”她还觉得邓小平主张保留农村的自留地与共产主义理论有矛盾。这些问题不仅国外关心，国内也有不少人觉得难以解释。
邓小平明确地回答了法拉奇的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他列举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管理等，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应学习，是没有阶级性的。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
“为什么您总是当副手？”
使法拉奇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毛主席领导期间，邓小平几次遭贬，受到迫害，但他仍那样尊重毛主席。法拉奇忍不住问：“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批准下，您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爽朗地笑了，他说：“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下三上。”他提到第一次是王明极“左”路线把他整下去的；而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帮”痛恨他，把他送到江西劳动，当时毛主席想保护他，没成功，但对他的安全还是很关心的；第三次，1976年初，是“四人帮”篡权，又一次把他打下去。
邓小平说：“为什么我会三下三上？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法拉奇佩服地说：“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一个人经历三下三上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有一下一上。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下三上而复生，有什么秘密？”
邓小平愉快地笑了：“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可丝毫不留情面，继续追问：“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开会时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是。”邓小平坦然地说：“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后期有家长作风，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他确实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封建主义性质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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