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矿生在文强案审理期间，几乎三个月全部在重庆，将近100本案卷，需要日夜加班看卷、会见，“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一天抽八包烟。后来一边打点滴一边工作”。
当时正值李庄案爆发，刑辩律师的压力陡增。“李庄案爆发后，对律师的心理压力极大，那种恐惧感是前所未有的”。
时至今日，杨矿生仍能记起第一次会见文强时的情景，“我办过那么多大案要案，从来没有紧张过。但见到文强的第一眼，还是紧张了。我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平静下来。”
这种紧张并非怯场，而是来自于对刑事辩护的深层次担忧：“我常常问自己，刑事辩护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能不能阻止错案的发生。律师所能做的就是使出浑身解数。”
不只是律师压力大，公诉方和法官亦同样如此。高子程说，张恩照案宣判时，尽管是由法院副院长宣读判决书，但由于紧张，中间都多次读错，更是将辩护人“高子程”念成“程子高”。
案件之外
为高官辩护，律师们对腐败官员亦有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痛恨腐败;另一方面，在辩护中，他们看到高官普通人的一面。
精明强干，综合素质高，是律师们对落马高官的共同评价，否则也升不到如此高位。
根据钱列阳的总结，“这些官员中大多数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能干聪明，又能吃苦，所以提升得快。”
钱列阳说，“我所接触的高官中，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心高气傲，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在单位被人抓住破绽而被打下去，然后纪委介入;第二类是完全按照官场潜规则游戏，像中共绥化原市委书记马德那样的，上下级就是买卖关系;第三类，纯属法制观念淡薄，而这又大多数发生在省部级官员。”
律师们发现，好多官员已经不知道消费，不会用银行卡。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自己花钱，从不用自己掏钱，除了给自己的上级，没有送出去的习惯。
杨矿生总结的另一个规律是，“好多官员因为自身优秀而对自己又不够严格，多落马于提拔之时，比如原重庆市规划局长蒋勇案发之前，就曾作为副市长人选进入考察范围。”
在辩护律师看来，中国的人情文化也成为官员们腐败的重要原因。
“逢年过节送礼，官员们自然不能免俗，一来一往最后都是问题。”韩嘉毅认为，单纯认为官员防腐能力差无助于问题解决。
根源仍然在于官员的权力太大，这是受访高官律师的共同观点。“目前高官腐败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提拔官员的人事权，另一种就是项目的审批权。这两种无一例外，都是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在杨矿生看来，这种现状必须改变，才能彻底改变官员腐败的情况。
办案之余，杨矿生也在总结落马官员的心态。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职务犯罪的预防做点事情。
“有律师确保商业活动不受损失，也应该有律师确保参与商业活动的人以及政府官员不卷入到违法事件中来。”杨矿生认为，自己的想法可以落实到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国有公司高管的培训;二是对于企业本身容易构成的经济犯罪进行研究;三是对于官员个人的法律培训。
这个过程似乎并不顺利。韩嘉毅说，常常能够半夜接到民营企业家的电话，“韩律师，这个事情我这么办会不会违法?”
但官员不是这样。钱列阳说自己经常去给官员作讲座，刚开始没有经验，一律都留提问时间，不过很快发现，在给官员讲职务犯罪相关内容时，下面静得出奇，都在认真记笔记。就是没有一个人提问。
“我后来想了一个办法，你们递纸条也行，结果还是没人。”钱列阳无奈地说，“官员们都很敏感，不愿谈到这个问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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