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委托先看口碑
成为高官辩护律师有两种渠道：或由法院指定辩护，或是犯罪嫌疑人家属委托。
要得到法院指定并非易事。能得到指定，大多需要职业声誉良好、法律功底扎实、辩护技巧娴熟的刑辩律师。非此，即便法院指定，也可能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所拒。
许兰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田凤山案虽由法院指定辩护，但会见之后，田凤山感到满意，才最后签署委托书。”
考虑到高官涉案多为公众关注，家属对隐私权的保护考虑颇多。“低调”是高官辩护律师恪守的第一准则。
家属委托更多是慕名而来。杨矿生说，文强案家属找上门来，直接原因是他此前为重庆市规划局长蒋勇案的辩护在当地有非常好的反响。
许兰亭也持同种观点，“能成为高官辩护律师，凭的往往是口碑。一个案件辩护好了，委托人便会慕名前来。”
在郑光迪案中，高子程通过辩护，将控方指控的295万元受贿金额降到5万元，收到良好辩护效果。高子程认为，此后的众多落马高官家属找上门来，多与这种声誉有关。
“与一般人理解的不同，高官家属寻找律师，首先考虑的是律师的辩护能力，而非人们猜测的‘有关系’的律师，他们一般会找多位律师互相比对，最后才作决定。”韩嘉毅认为，能进入当事人家属视野的，首先得有出色的业务能力。
很多高官的辩护律师并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相反，他们大多出身普通。
以“京城四少”为例，祖籍山东的许兰亭，出生没多久就随父母迁到黑龙江，从小在农村长大。在中国政法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远赴英国研究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护问题。
高子程来自内蒙古巴林左旗一个小地方，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在家务农。大学学的是工科，后自学法律并取得律师资格。
张青松1993年从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山东省平邑县检察院，报到时直接将人事关系转到司法局，做起律师。钱列阳则是担任警察十年后进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深造，最后进入刑事辩护界。
律师的“浑身解数”
省部级以上官员案件办理往往遵循这样的规律：立案调查均由中纪委发起，待主要问题查明后移交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立案侦查，侦查结束后再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地方检察院提起公诉。
这样的案子，律师有多大“作为”?
韩嘉毅说，“由于高官的案件关注度极高，公诉人的准备往往非常充分，也十分注意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实体法律问题姑且不说，在程序合法问题上很难抠出问题。”
以会见为例，李嘉廷案中，律师每次提出会见要求，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的承办人都会很快予以安排。
许兰亭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在其所办理的所有高官案件中，会见均不成问题，每个案件都要会见多次。
杨矿生会见文强前后多达11次，时间也不受限制。
会见过程中谈话内容也因官员性格不同而各异。据许兰亭透露，有些被告人刚开始对律师不太相信，言语不多。他们观察人的能力强，只有对律师建立起信任后，才愿意谈自己的案子。也有高官并不愿意多谈案情，而是和律师拉家常，和律师交流子女教育。
许兰亭说，“如果被告人自己不认罪，我们审查后认为不构成犯罪或罪名金额与指控不同的，也会做无罪辩护或者罪轻辩护。毕竟，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天职。”
韩嘉毅强调说，律师在高官案件辩护中，并不是很多人所说的是讲政治，要求配合。从他办理的案件，从来没有哪个部门来要求他配合或者要求他怎么办。即使在庭审现场，控辩双方没有剑拔弩张的架势，“控方的举证非常充分，公诉人对被告人的发问也非常文明得体。”
也有例外的情况。高子程告诉记者，“高官案件的辩护中，取证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陈同海案中，有人施加压力，让他撤回已经取到的证据。”但最终高子程说自己仍然坚持原定的辩护思路，“在我眼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高于一切。”
和很多人所感觉的不一样，为高官辩护并不算是收费好的业务。指定辩护中，早先律师可以获得500元的法律援助补贴，此后这个数字提高到2000元，即便如此，如果会见次数多，连往返的出租车费用都不够。
另一方面，即便是家属委托，由于官员落马，财产被收缴国库，如非亲属有其他收入来源，亦无太大经济能力支付律师费。
事实上，办理高官案件不仅不能挣大钱，相反还要承受加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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