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前妻27年叛变 文革后成美籍富商受高官接见

　　本文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6月25日第7版 作者：陶斯亮（陶铸之女） 原题为：我与干爸爸王鹤寿。

　　在父辈中，我最亲爱的人除了父母外，就是干爸爸王鹤寿了。在我的相册中，有一张在延安时期我与爸爸陶铸、干爸爸王鹤寿的合影，大约只有4岁左右的我，坐在干爸爸的怀里，却扭头望着爸爸。他们两人都在开怀大笑着，而我则傻乎乎地摸着头，稚气的脸上有一些严肃，似乎在想：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呢？这张相片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我与两位爸爸之间的关系。

　　我爸和干爸爸是国民党时期南京军人监狱的难友，他们都是狱中最英勇顽强、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囚徒，彼此都很敬佩，结下生死之谊。被党营救出狱后，先后到了延安，关系自然密切。据说他俩与胡耀邦当时被称为“桃园三结义”。

　　别看我那时小，却特有主意，这个干爸爸就是我自己认下的。摇篮中的我，对前来看望的父亲众多朋友都无动于衷，唯独对干爸，只要他一来我就莫名地高兴，要他抱，对他咯咯乐，而他一走就大哭不止，要伤心上好半天呐！这种天然的感情至今也解释不了，或许归于“缘分”之说吧。

　　事实证明，我在1岁时给自己找的干爸爸是多么英明。在我人生中，特别是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给予我的父爱，丝毫也不亚于我的亲生父亲。我至今存留着在哈尔滨干爸家生活的美好记忆，我想我当时一定是个被娇宠坏了的小女孩，因为等我稍长大后，干爸最喜欢逗我的一句话是：“亮亮啊，你还记不记得你在哈尔滨的时候，一次就吃掉半只鸡的事呀？”我当然记得，因为我竟霸道到不许干爸和干妈动一筷子。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的父母都在前方，幸亏有干爸的抚育，使我在炮火连天的年月、在寒冷的白山黑水间，安逸地度过了童年。

　　全国解放后，我随父母南下。因不适应广东的语言环境，加之思念干爸爸，无奈之下，父母将我送到时任冶金部部长的干爸家。这一住就是4年。干爸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衣食住行，对我的宠爱那是出了名的。

　　干爸家有个小月亮门，每当春天，门上便会垂下一串串的紫藤萝花，宛若紫烟一般，散发出淡淡的芳香，成为我对福绥境胡同最清晰的回忆。干爸爸每天下班回来，只要一从大门拐到这个小月亮门，就开始大声叫：“亮亮！亮亮！”我则会欢呼雀跃地跑出去迎接。唉，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啊。

　　那时学生们都是自带午饭，每天上学时在书包里塞进一个铝制的饭盒，到学校放笼屉蒸。由于干爸每天都要亲自检查我的饭盒，所以厨师总把好吃的东西塞满我的饭盒。久而久之，同学们就都知道我的饭盒里有好吃的东西，于是一到开饭时间女同学就会走过来：“亮亮啊，有什么好吃的呀？”说着说着就分享掉了我的好饭，我自己则什么也没吃到。终于我不干了，拿回饭盒后两手护着就是不打开，什么时候她们吃完了我才开始享用干爸爸给我准备的美餐。几十年过去后，每当我和初中同学忆起此事，都会忍俊不禁。那个时代，吃饭实在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

　　北京这4年的生活，不仅享尽了干爸干妈的宠爱，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干爸的潜移默化，甚至说是在塑造着我。如他对信仰的忠贞不渝，对党的事业的热忱虔诚，对原则问题绝不妥协的政治操守，固执倔犟又不善掩饰的性格以及看似刚强严肃实则体贴细腻重情的特点……这一切对我人生观的确立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有件至今难忘的小事：我在北京读高一时，一天在家写入团申请书，团支书让我深刻挖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根源。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更不用说“思想根源”了。干爸见我抓耳挠腮的样子，问明原因后，说了句：“胡闹！你一个小孩子家哪里谈得上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你无非就是自由散漫点！”我顿开茅塞，给自己戴了顶“自由散漫”的帽子，果然管用，很快就入了团。

　　甚至，我的很多生活和饮食习惯也都深受干爸的影响，如不爱吃鱼、爱吃硬的酱猪蹄，爱吃荞麦面、爱听侯宝林相声……唯独在读书上，虽然我还算比较爱阅读的人，但与干爸那是没法比的。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很少有像他这样终日与书相伴的人，他的身边永远有一大摞已经读过的书和另一大摞准备要读的书。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又一次在干爸家住过一年。这座位于麻线胡同的四合院，古朴别致，因为住了干爸这位手不释卷的老翁，因此常给我一种书香缭绕的书院感觉。

　　大概是1981年，干爸让我陪他去北京饭店探望一位美籍华人。据我所知，中纪委的工作与外国人素不相干。这是位什么样的外籍客人，竟要中纪委的领导同志亲自去探望？我很纳闷。干爸告诉我，这位美国女士，一度曾是关向应同志的爱人，也是他1926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并一起出席过党的六大。回国后，干爸和这位女士先后被捕入狱。这位女士很快叛变了革命，释放后与一位男叛徒一起投奔了国民党，解放前夕逃到台湾。1964年夫妇二人迁居美国经商，买卖兴隆，生活富裕。此次回国观光，这位女士多次向有关部门请求，想见见当年莫斯科的老同学。组织上安排干爸前往探望，但他不想一个人面对有如此复杂历史的人，所以就拉上了我。

　　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会见。房门打开后，我眼前出现的俨然是一位阔太太。虽然已70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带着项链和耳环。老太太首先打听当年东方大学同学们的下落、境况，干爸简短的回答平静的叙述分外感人肺腑。那些东大的共产党人，离开人世的，个个是鬼雄；尚存人间的，亦皆为人杰。

　　老太太面带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这位共产党的中纪委副主任陈述了1927年被捕的经过，极力为自己的变节行为开脱；她从侧面，却又不无真诚地询问了关向应同志死难的经过；她还表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愿意为共产党尽力效劳。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问：“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干爸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话，坦然地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

　　我望着这两位走过半个世纪再度重逢的老人，心情极不平静。干爸爸，旧衣布鞋，满头飞雪，神情冷峻，一望便知是历尽沧桑之人。他解放前曾 6次被捕入狱，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叛徒、走资派等罪名下，被批斗573场，关押达10年之久，受尽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凌辱。我干妈1972年饮恨病故，直到老伴临终前，干爸才被押到病榻前匆匆见了一面。由于长年独坐，现在他的背驼了，身体也垮了，哮喘病搅得他日夜不宁。但他对信仰从未动摇过、意志从未消沉过、自信也从未丧失过。

　　在回来的路上，我有意问干爸爸：“你看人家虽然叛变了革命，但享尽荣华富贵，到头来还得以贵宾相待。你呢？你看看你这一辈子，国民党的 6次大狱，共产党的10年牛棚，你不后悔吗？”“后悔什么！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又没有哪个强迫，为什么后悔？”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有些人会认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很傻。”“我就是愿做傻子，甘当革命傻子。”他坦然地说道。听到这样的回答，一股敬佩油然而生，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崇高”！

　　1998年6月21日，母亲离我而去，悲痛差点让我崩溃。1999年3月2日，干爸又以90高龄仙逝。当我凌晨时分赶到北京医院时，见到世界上最后一位最疼我的人静静躺在白布单下，我抱着他却欲哭无泪。有一智者曾嘱咐我，亲人去世时千万不可抚尸大哭，要庄严肃穆地送亲人的灵魂升天。

　　告别仪式上，亲属队伍有70多人，黑压压的一片。除了老王家的，还有谷牧家的，王蒙家的，陶铸家的（就是我），这些不同血脉的老人、年轻人和孩子们，今天都是干爸的亲人，怀着沉痛敬重之情来为他送行。干爸的夫人王颖阿姨站在首位，之后是干爸的妹妹林浦，第三位是王昆大姐和周巍峙姐夫，再后就是我了，我后面才是敬敬和微微。这显然是把我当作家里的女儿来排列的。

　　不明就里的人，对我出现在亲属队列中不免感到奇怪。胡锦涛同志就是，他都一一握手从我面前走过去了，却又回头有点诧异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问：你怎么会在这里？果然，没几天我就接到他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我将与干爸半个多世纪的父女情讲给他听，还告诉他我要写一篇纪念干爸的文章，“你都成了写纪念文章的专家了！”胡锦涛笑道。

　　从一个人的葬礼上，最能感受到他在人们心中的真实地位，因为此刻已无须玩虚假，流露出来的应是真性情。干爸的老朋友高扬文去麻线胡同吊唁时哭倒在地。他在挽联上写下这样的一行字：老领导老朋友你为什么不等等我就去了！这样的句子必是用心蘸着泪水写就的，读来让人感叹唏嘘。在遗体告别会上，我看到很多人悲痛地落泪，他的老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哭得最为伤心，王颖阿姨则已悲痛得不能自控，需要人搀扶。但最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朱基，这个被称为“铁面总理”的刚毅汉子，在干爸遗体前站立了很久很久，眼眶渐渐红了，眼中有泪光闪烁……去年元月份我见到朱基时谈及此事，他说在东北工业部时，曾是干爸的部下，“我很敬重鹤寿同志！”当时作为国家总理的朱基，能为半个世纪前的老领导落泪，这说明两个人都不是一般人。

　　一晃8年过去，我却始终未能拿出写干爸的文章来。今天又到了与干爸永别的日子，坐下来，静静地写这篇文章，感怀着与干爸一世的父女情，才发现我对他的思念非但没有衰减，反而与日俱增。这是因为像他这么真诚、纯粹、率性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对我而言，干爸已经升腾为一种精神象征。在现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父母和干爸的在天之灵将护佑我不至迷失，得以享受只有坚守信仰才会有的那份充实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