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一本22年前出版的旧书，猛地闯入人们的视野，并在短时间内受到热烈追捧，这本书叫《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在当时看来，此书的观点可谓"激进"，孟晓苏的第一章在结集出版前，发表在1992年3月份的《管理世界》杂志上，竟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撰文《当前改革问题之我见》痛批孟晓苏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复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孟文中所提改革深水区的问题，也被扣上了"要陷改革于灭顶之灾"的帽子。
持续了半个月的“两会”，在万众瞩目中落下帷幕，新任领导人的各种“语录”，仍然在网上发酵。各路媒体使出浑身解数，企图从不同的角度挖掘新一届领导人的生平故事，这已成为媒体的一道新风景。
故事不断被挖掘，一本22年前出版的旧书，猛地闯入人们的视野，并在短时间内受到热烈追捧。
此书只有薄薄的212页，包装极其简单，当年的售价只有4元，一本早已绝版的小册子，为何能在22年后重新走红？盖因为在其封面印着四位显赫的作者，依次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中国房地产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这本书叫《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
此书出版于1991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领衔，后面的3位都是他当年的硕士生，本书收录了3名学生当年的硕士毕业论文。孟晓苏撰写第一章“经济改革战略的探讨”，李源潮撰写第五章“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李克强撰写第七章“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其余部分由厉以宁撰写。
这是一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力作，作者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对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改造、企业集团的发展、农村改革方向等命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这本书成书于各种社会思潮风云激荡的年代，“批判经济领域的自由化一度成为舆论的主流”，在当时社会思潮混乱的环境下，四位作者立场鲜明地指出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对改革的具体战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
在当时看来，此书的观点可谓“激进”，孟晓苏的第一章在结集出版前，发表在1992年3月份的《管理世界》杂志上，竟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撰文《当前改革问题之我见》痛批孟晓苏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复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孟文中所提改革深水区的问题，也被扣上了“要陷改革于灭顶之灾”的帽子。
到了当年11月，邓公南巡，次年1月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讲话中重新强调“不要先问姓‘资’姓‘社’”，并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紧接着“十四大”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报告，并在1993年写入宪法。
孟晓苏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今天人们重新对这本书感兴趣，可能更多的原因是作者身份的特殊性，而非对其内容感兴趣。但作为本书的作者，遥想当年，难免感慨。
“如今22年过去，我们当年的这些思想与理念全都变成了政策，这些正确政策推动着中国走向繁荣。”
本报记者 徐伟 发自北京
挑战刘易斯“二元结构”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人想要找到《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但是已经绝版，只能在网上看电子版，能否请您谈谈当时您和其他几位作者写书的经历？
孟晓苏：当时我们几个都是厉以宁老师带的研究生，书中收录的是我们3个人的硕士毕业论文，其他的部分是厉老师所写。我们这群人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也不是为了找工作，我们当时都有工作，我当时已经做了6年万里同志的秘书，在论文答辩的时候我是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副局长，李克强和李源潮都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既然是读书就得认真读，当时要求我们几个有工作经历的学生，每人都要写几篇文章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现在或许还能找到。所以到毕业的时候，硕士论文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并不是太大的难题，李克强写的题目是挑战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我们的导师组由三位组成，分别是厉以宁、萧灼基和刘方，平时三位老师一起指导我们，后来才以题目分别安排论文指导教师。
萧灼基老师问我们，你们谁来写这篇论文，挑战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二元结构”说的是发展中国家必然是发达城市和落后农村并存的发展结构，刘易斯因为清楚地论述了二元结构，获得了诺贝尔奖。萧灼基当时认为中国经济学者有能力挑战挑战二元结构说，这就是后来李克强那篇论文的名字的来源，《试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
到了写论文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务院工作了8年。又跟着万里同志到了全国人大，积累下不少实际工作经验，也经历了改革波澜壮阔的过程。面对当时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改革的徘徊与1988年价格改革的失败。因为有了那段实践，我决定写中国经济改革战略，确定的题目就是《试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提纲确定后这篇硕士论文我大约用了一个星期就写出来了。后来我的导师确定为刘方，李克强的导师是萧灼基，厉以宁老师指导了李源潮。
我的这个题目包含着当时最敏感的内容，即把市场取向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我详细论述了“起点模式”、“过渡模式”和“目标模式”。我所谓的“起点模式”并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因为中国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条件，中国是一种很模糊的模仿的“计划经济”，其中还带有一些封建色彩。总之我们的起点模式就是这样一个不成体系的东西，妨碍了中国发展。那“过渡模式”是什么呢？过渡模式就是当时的“双轨制”。而“目标模式”一直没有人深入研究，有不少人把它叫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提出来的是坚持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
时代周报：在当时极左思潮还很盛行的时候，你为什么敢提出市场经济？
孟晓苏：其实，十二大以来已经有了一些相类似的说法，不过当时并没有太明确的描述。我之所以敢提出市场经济，是因为我多年在高层工作，亲耳听到万里同志1986年就说过，双轨制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走向市场经济，这句话被我记住了，并且把它写了出来。
转轨过程中的过渡模式存在着诱发性改革和强制性改革，对这两种不同的改革操作我都做过论述，诱发性改革是群众为了自身利益而谋求的改革，强制性改革就是中央确定了要推进改革，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把它叫做“顶层设计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有“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当时就已经研究出来了的不同模式，浅水区可以摸着石头过河，那深水区靠什么？我认为要靠理论指导。现在在中央文件，包括习总书记的讲话里，都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战略。李克强总理多次讲到了改革进入深水区。他们这些论述都是十分深刻与切合实际的。
听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中国梦、李克强总理阐述施政理念，我感觉到习近平和李克强率领的这支团队是个“梦之队”，他们所阐述的中国梦是170多年以来多少革命先烈的梦想，也是我们今天的梦想。我在听李克强谈政府机构改革，谈经济发展的设想，包括城镇化的时候，几次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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