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奎也说，新闻组从来不要求记者必须提什么样的问题，或不得提什么问题，记者提什么问题，是记者的自由。他还向《中国新闻周刊》讲了这样一件事。1998年，在准备朱基记者会的过程中，朱基曾专门给他们定了两条规矩：第一，要尽可能把提问的机会给境外记者，因为大陆的记者见面的机会多得很;第二，不要事先安排，记者提什么问题都可以。
多次参加过两会报道的中新社老记者、时任中新社新闻部政治外事组组长的李伟，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一点。她当时拥有一张“主席台记者证”（记者证分为主席台证、一楼证、二三楼证和驻地记者证几种），是红色的，可以在人民大会堂里“满场乱窜”，包括领导人的休息室，都可以随便去。
李伟曾在1990和1991年，连续两次争取到了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提问的机会。她清楚地记得，是周成奎点的她：“中新社李伟，请你提问。”
所提的问题，她之前向中新社驻会领导（一般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亲自带队）汇报过，但并没有跟两会新闻组沟通过。
不过，她说她只能代表她自己，并不知道其他那些媒体，比如“老三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是否会提前沟通问题。
她倒是记得，在“两会”的另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曾有人塞给她一张条子，要她问一下法制的情况。她觉得“跌份儿”，就没有举手。
那能不能先举手，被点名后再提别的问题?李伟肯定地答复，那是一定不会的，她只会提既适当、又是自家媒体的读者所关心的问题。
“不要让他们失望才好”
如事先所预计的那样，国民经济增速、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汪辜会谈”等重大问题，都被提出，李鹏从容作答。对于台湾问题，他如此回答台北“中央社”记者：
……我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谈到的对台湾采取必要的断然措施，当然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台湾要搞台独或者社会秩序混乱，或者是受到外界的干涉等等。至于要采取什么样的断然措施，要视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当然，我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顺便说一下，在我的报告里提到了我们愿意尽早地进行双方的接触。一些台湾的记者注意到原来我们是提两党之间的接触，现在提双方的接触，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新的含义。当然这有新的含义，就是除了两党之间的接触外，我们也欢迎一切反对台独、愿意和平统一的台湾的其他的政治力量进行接触。
对于《人民日报》记者提出的给农民“打白条”的问题，李鹏转请朱基来回答。朱基斩钉截铁地回答：“现在农产品收购已经存在‘剪刀差’，农民已经吃了亏了，连这点钱都不给他，是不能允许的。”
大约在问答进行到第10个之时，李鹏在台上给周觉递了一张条子，问他是不是快要结束了。周觉感到会场气氛热烈，走到李鹏旁边低声说，建议还可以多问两个问题。李鹏同意了。周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鹏可能是感到，一年一次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不容易，“不要让他们失望才好”。
总理记者会总共进行了一小时零五分钟。
记者会结束后，大家一起回到相邻的河南厅休息，轻松地谈论着各自的感受。李鹏也愉快地笑着说：感谢在座的同志，你们辛苦了。
1994年，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李鹏在记者招待会的结尾，举起了酒杯，向记者祝酒。
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增选了吴邦国和姜春云两位副总理。记者招待会上，7位国务院领导人站在一排，李鹏介绍了新当选的副总理。
1996年和1997年，并非换届之年，也没有人事变动，李鹏没有带副总理，单独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八届人大期间，两会的日期从不定期走向了定期。
1993年的两会是3月15日开幕的，以后每年提前5天，1994年是3月10日，1995年是3月5日，就此固定下来，延续至今（1997年为3月1日，是唯一的例外）。
“中国‘两会’的新闻报道，现在已成为国内外媒体追逐中国新闻的重要平台，‘两会’结束后举行的总理记者招待会，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其形式和筹备工作已基本固定下来。”周成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如果从1993年算起，到今年，总理记者招待会已是连续20年举行（之前曾举行过4次，1992年中断）。20年来，它从未缺席，也不可或缺，且越来越变得像大片一样，让人期待。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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