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元凶张国焘
在中共一大上，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后来由于激烈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战略，并在党内组织小集团，受到中共中央的尖锐批评。
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在北京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他经不住严刑拷打，招供了李大钊等不少革命同志。是年10月，中共组织营救被捕人员，张国焘亦同时获救。出狱后，其变节行为被隐瞒了下来。
1931年4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该根据地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在这里，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错整了不少好同志。在长征期间，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妄图用武力挟持党中央，分裂红军。他还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可以说，张国焘是我党历史上闹分裂的元凶。1937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的检查。鉴于此，中共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即清明节前一天，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陕西祭扫黄帝陵。正值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也在拜祭。祭毕，他便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去了西安。4月7日，国民党安排他去了武汉。在武汉，张国焘拒绝周恩来、博古、李克农等对他的批评和挽救。4月17日，周恩来与他作了最后一次谈话，向张国焘提出三条，供他选择：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2、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3、自动声明脱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条。次日，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做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自此，张国焘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死心塌地地在国民党营垒里干了长达十年的特务勾当。
1948年冬，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张国焘已无利用的价值，被国民党当局踢出局，他只好携带家眷逃到台湾。次年冬，又迁居香港，以办杂志维持生计。
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大陆的念头。他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中共中央答复，回来可以，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承认错误。张国焘虽早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当中共中央真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考虑再三，他最后还是拿定主意不回大陆了。
张国焘晚景凄凉。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约他写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得了一笔收入，生活费用才有着落。以后十余年，张国焘靠卖版权为生。1968年，他和妻子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多伦多，住进免费养老院，仰仗一点微薄的养老金打发风烛残年。1976年张国焘中风。1979年12月 3日凌晨，他在翻身时，因被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死在大洋彼岸的人。
落伍之人包惠僧
中共一大后的头几年，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参与编辑《劳动周刊》，后来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
1924年，他奉党组织之命加入国民党。1925年2月，蒋介石、周恩来率黄埔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首次东征，留下校部的学生无人管理。廖仲恺给蒋发电报，要周恩来回黄埔。蒋介石回电说前方工作重要，周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之说。此时，包惠僧官运亨通，身兼数职。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清党”，包惠僧被清洗了出来。此后，他辗转于湖北老家、江苏、上海等地避难。不久，他因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便脱离了共产党。脱党后，包惠僧在上海帮他人办《现代中国》杂志，以卖文为生。1931年，他凭借在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共过事的关系，当上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后来任军委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6年，由武官改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1944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该部人口局局长。
1948年，包惠僧带着家眷到了澳门。在澳门，包惠僧一家人靠发放的那点遣散费生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1949年9月，在去台湾还是去北平，或者留在澳门的问题上，包惠僧犹豫不定。这时，他想到了当年的那几位中共朋友，就给毛泽东写了信，又分别给周恩来、董必武发了电报。大意是祝贺他们建立了新中国，同时也为自己的过去忏悔，要求回北京。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周恩来与包惠僧作了长谈，并将他安排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不久在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文革”中，包惠僧受到冲击。1979年7 月2日，包惠僧因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而离开人世。
托派分子刘仁静
中共一大闭幕后，刘仁静回到北京。他与邓中夏一道筹备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这份杂志在国内小有影响，深受广大青年朋友的喜爱。后来，该刊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他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因陈独秀不能用外语演说，刘仁静承担了大会发言任务。会上，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这使他受宠若惊，也为他日后对托氏理论产生信仰埋下了伏笔。
1926年，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进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学习期间，苏共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斗争的结果，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并被驱逐出境。得知这一消息后，刘仁静十分震惊，且与托氏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1929年4月学习期满后，他没有直接回国，在没有向党中央以任何形式请示的情况下，擅自去土耳其拜访流亡的托洛茨基。不难看出，刘仁静成为了托氏在中国的忠实门徒。1929年8月，刘仁静回到上海，恽代英代表党组织找他谈话，他拒不向党坦白。在多次批评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是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红旗》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他三日内说清问题。可刘仁静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最终自行脱党被除名。刘仁静一心要当托派的首领，自称“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在托派组织里搞得乌烟瘴气。
1935年11月，国民党宪兵逮捕了刘仁静，并将其押送到苏州反省院。1937年4月，刘仁静被释放，并通过关系在国民党三青团内谋了一份差事。没多久，他来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任上校教官。后又去陕西省教育厅任编审，同时担任《正报》的主笔，直至抗战结束。1948年，他跑到南京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
上海解放不久，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亲自找到他，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责其进行深刻反省。刘仁静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几个月后，他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刘仁静声明》，被刊载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他被安排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并从事编译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仁静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还一度被关进监狱。后因毛泽东出面保护被放了出来，尔后过起了“隐居”生活。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时，新华社记者专门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并刊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结尾有一段刘仁静的自述：“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上的出路。”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1987年8月5日清晨，刘仁静在持剑横穿马路口时，被快速行驶的公共汽车撞倒，当场死去。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后一个告别人世的。8月12日，有关部门为他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对于一生复杂的刘仁静而言，这应该算是一种无尚的荣幸和一种无声的评价吧。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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