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原河南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的出逃原因部分归功于其本身是旅美华侨的亲属，一份官媒还曾称赞他是生长在上海的侨眷知识分子。2002年4月正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党校参加厅级干部培训的蒋基芳，突然中断学习返回郑州，稍作停留后，从上海离境飞赴美国。抵达美国后，蒋分别向国家烟草局和省烟草局发回辞职报告，言称：“对不起烟草系统，对不起党”。
河南另外两起“裸官”外逃有着内在关联。2002年10月中旬，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被纪检部门审查。石发亮案发的半年前，其妻黄玉蓉已经飞抵美国，并握有美国绿卡。石出事后，办案人员曾争取黄回国协助调查，但据称，她回复：“即使石发亮死了，我都不会回去。”
黄玉蓉原本是原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童言白的副手:副董事长兼党组副书记。
2003年8月中央下达关于加强出国证照管理的文件，童言白上缴了公务出国护照，但没有上缴因私出国护照。2004年1月利用不为人注意的节日，原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童言白用私人护照，携妻子从深圳黄岗口岸出关到达澳大利亚。此前，童言白花费人民币约700万元以投资移民的身份获得了澳大利亚的“绿卡”。而童的女儿大约在2001年已经移民到澳大利亚读书。
一位公安系统人士透露，陕西、山西两省虽未列入上述试点10省市，但在这两个资源大省，工业事故频发、官员问责多起，亦历来是盛产“裸官”与“逃官”之地。
陕西最著名的“裸官”便是庞家钰。正是2008年庞家钰案宣判后，刺激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周蓬安在一篇网络文章中，将“家属移居海外，自己在内地做官”的现象，斥之为“裸体做官”。嗣后，带有负面含义的“裸官”一词，成为汉语流行语汇。
台盟的两次提案
“一家两制”更是伴随“一国两制”而流行于香港内地之间。每天，手持深蓝色港澳通行证的人群从深圳罗湖口岸涌入香港，其中一些不乏是来探望移民香港的配偶、子女。
今年初，一名广东人大代表在广东省委会议上透露：“广东某市要提拔一个领导，但一调查，发现她一年内竟然往返香港20多次，原来她的家人都在香港定居。”
这不是官方可以接受的现实。最终，出于种种考虑，这名官员没有被提拔。随后，广东省出台规定，“配偶子女均已获得外国国籍或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湖南湘潭也相应跟进。
这是迄今组织对“裸官”作出的最重惩戒。
20年来，随着“裸官”群体的扩张和间断性出逃，中共不断调整着管控模式。
一开始，中共纪律只限于官员个人，无关妻子、儿女。1995年，湖北襄樊市先于全国其他省市开始试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备案制度”，报告配偶、子女有无海外情况。
该备案制度于1997年1月在全国得以推广，副处级也包括了进来。但1997年与之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重心仍放在对家属经商的担忧上。该规定施行到2001年，中纪委统计出参加登记的全国50多万名干部，存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和在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企业任职情况的有9000多人。经过中纪委核实甄别，有300多名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违规经商办企业。
经中纪委此番清理，一些官员的配偶、子女，开始将谋利阵地转移到海外。2004年全国“两会”，台盟中央提出了治理“裸官”的第一份提案。这份编号为3293的提案，将矛头指向了“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问题，建议通过建立申报备案制度，从源头遏制腐败。
数月后，经中纪委纪检监察室推荐，中纪委副书记何勇批示，被认为有一定经验和基础的湖北襄樊、山西朔州和北京石油机械厂、国华电力公司四地开展试点。试点2年后，于2006年上升为《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但2008年突发杨湘洪案，宣示1997年起一直施行的配偶、子女报告规定基本流于形式。浙江省一位负责出国审批的干部表示，杨湘洪为省管副厅级干部，其出国访问审批逐级上报省里后，本应经过省外事办公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室、组织部分管副部长、分管副省长四道关口审批。但在审批过程中并没有接到不准杨湘洪出国的禁令，杨湘洪手续齐全没有理由不批准。造成如此失控的根源，据《检察日报》廉政周刊主编王治国提供的信息，是杨湘洪没有向组织报告女儿与外国人结婚的重大涉外事项，外事部门也不知晓此事。
受此冲击，2009年3月，台盟继2004年又向全国政协提出一份《关于建立健全官员滞留他国预警机制的提案》。
两张新表格
201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商谈“裸官”对策。
2011年起，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副处级以上官员，从只需粗粗填写两张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一、二)升级到要额外仔细填写另两张表(移居情况表、移居情况变动表)。移居情况表中要特别交代移居费用和资金来源;在国(境)外的工作单位及职务。而这些在以前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中根本不要求。
此外，官员一旦填写《移居情况表》、《移居情况变动表》，将被纳入新的人事任免通道中：如果“裸官”涉及国家秘密，进行岗位调整;选拔考察任用上进行特别考虑、区别对待。
与此同时，从2008年底起，一些地方的官员因私出国证件被集中管理，提升预防系数。在此之前，需要硬性上交组织集中管理的是因公出国证件。如2008年12月江苏张家港市发文，凡因私出国(境)的领导干部在回国(境)后10天内，须将所持因私出国(境)证件交市委组织部集中保管。
浙江省更严格规定：副科级以上干部和公检法所有人员的公私护照、《港澳通行证》等一律交由上级政府保管。这个举动促使原浙江省永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兵出逃失败。
“杨湘洪案之后，几乎所有出国人员的护照都是出境一次审批一次，人一回国护照就被收回。”浙江一位纪委人士说，这打乱了朱兵的逃亡计划。到2008年底，觉得风头过去的朱兵便同在美国读书的女儿洽商好接应事宜。2009年3月朱兵假扮他人到江西上饶办理《港澳通行证》，结果被发现资料有问题并被当场控制。
2010年，同为“裸官”的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原总经理李向东亦在出逃途中被捕。
2011年5月23日，在京召开的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联席会议披露，自2000年底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
由于地方局处级官员“裸体”和出逃率上升，靠中央部委层面的追逃协调已捉襟见肘，2011年9月起，10省市防逃外逃协调机制开始试点。一位纪检系统官员表示，启动省级协调机制试点，旨在把小案也抓起来，减少中央的被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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