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1999年率先提出要建设“数字福建”，2000年省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作出相关决定。他担任了“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十多年来，这张看不见的“网”逐步四通八达，覆盖了居民生产生活、公共行政服务、城市管理等方方面面，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到2010年，福建是全国唯一一个实现全省医院就诊“一卡通”的省份。
2002年，他对武平县的林改工作给予肯定和支持，福建由此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来成为全国林改的标杆。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习近平十分重视生态保护，提出要把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让生态自然造福子孙后代。针对福建长汀水土流失严重问题，他于2002年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随后福建成为全国第一批生态建设试点省。经过10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长汀百万亩荒山重披绿衣，福建也成为全国唯一的水、空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
2002年到中国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浙江工作后，经过大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习近平2003年提出并组织实施“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重要举措”的“八八战略”，为浙江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针对推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他形象地提出“两只鸟”论，要求浙江在“腾笼换鸟”中实现“凤凰涅盘”。“腾笼换鸟”，就是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合作和交流，腾出发展空间，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凤凰涅盘”，就是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浴火重生、脱胎换骨。
2004年，他在浙江推广武义县在村支部、村委会之外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建立了村级权力的制衡机制，实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村务监督。村民自治在共建共享中推进，基层民主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农村生活常态，融入农民日常生活，对基层民主建设的实现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按照老百姓的话说，“这个机制简单得很，就是能让我们看着村干部，不让他们乱来。”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
他还提出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并形象地用“三老”经济来比喻，即：浙江经济是传下来的“老祖宗”经济，因为自古以来浙江就有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的文化传统;是逼出来的“老天爷”经济，因为老天爷给你的自然资源紧缺，就逼迫你必须学会“无中生有”，走出去“闯世界”;是创出来的“老百姓”经济，因为浙江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同时又强调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借船出海、借梯登高，主动接轨上海，与江苏等邻近省市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直接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促进了整个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2007年，习近平主政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到上海后，他继续倡导力推长三角一体化。在谋划上海未来发展时，他提出，上海的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也绝不可以独惠其身，必须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上海要当仁不让地做好长三角的“龙头”。
他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上海城市精神”中，增加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八个字。上海媒体评论说，这不仅切中了上海舒筋活血之穴，为“上海城市精神”扩了容，更是一次上海向“外面的世界”深思熟虑、更高层次的姿态表达。许多外地的干部群众也纷纷感叹道，“上海变了”。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仅15天，习近平就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表达了以实干托举中国梦的决心。
为更好落实实干精神，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约法八章”，承诺多到群众中去、轻车简从、开短会、讲短话、减少交通管制和厉行勤俭节约等等，获得海内外广泛好评。
“只有干在实处，才能走在前列。”习近平一贯强调真抓实干，要求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扎扎实实办几件实事。他始终认为，不抓落实，再美好的蓝图也是空中楼阁。
在河北正定时，习近平提出，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很重要一条就是要实实在在念好“人才经”。他为此多次亲自出面寻访“千里马”，亲自拟写制定面向全国的“招贤榜”。
1983年初，寒冬腊月，习近平和时任县长的程宝怀专程到石家庄市寻访一位研发医用化妆品的科研工作者。因不知道对方具体住址，他们就挨家挨户询问，到了晚上十点多还没找着，习近平就扯起嗓门沿着大街小巷高喊对方的名字，才找到人。他们一直谈到凌晨，对方当场答应，很快携带科研项目落户正定，一年就为正定带来30多万元的利润。
同年，习近平主持制定发布了打破传统观念、招贤纳士的“九条规定”并广而告之，《河北日报》以“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为主题在头版头条作了报道，一时引起全省轰动。他还向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和部分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发出100多封“求贤信”，并亲访面邀了几十名专家。不到两年，正定就引进各类人才683人，并聘请到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等53名全国知名专家担任县经济顾问。
要实干，就要坚持实事求是。在正定时，习近平曾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顶着压力，如实向上级反映征购粮食负担过重的问题，争取到粮食年征购量减免2800万斤，使正定得以减轻负担，卸下包袱，轻装前进。
到福建宁德后，习近平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针对“大黄鱼之乡”的独特优势(大黄鱼在宁德产卵)，他提出要充分利用，集中资源进行科研攻关，解决大黄鱼不能人工养殖的问题。在他大力推动下，大黄鱼人工养殖成功，大大增加了当地农民收入。
习近平强调党政机关办事要“以便民为本”。在福州，他推行“特事特办、马上就办”，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吸引了大批台资企业，带动了福州经济发展。1992年，他在全国率先选择12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移植三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他还推动编辑出版《福州办事指南》和《福州市民办事指南》，方便了外商投资经商和市民生活出行，提高了办事效能。
2000年，习近平在福建率先倡导和推动机关效能建设，并担任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他提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不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腾出手来把该管的事管好，建立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截至2001年底，福建共减少行政审批事项606项，占审批事项的40.4%。2001年，福建在全国第一个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颁布了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全省所有的县(市、区)都推行了县级政务公开;还实施了效能告诫，严格机关管理，营造“敬业有功，怠业必惩”的氛围;设立了效能投诉中心，给老百姓一个说话的地方，被称为党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2002年8月，习近平通过中央媒体向全国总结推广“以市场为导向、以诚信促发展，立足本地优势、强化政府服务、发扬拼搏精神，通过激活民营经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晋江经验”。同年，他又结合对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提炼出“高位嫁接、重心下移、夯实农村工作基础”的思路，以及选派科技特派员、村党支部书记和乡镇流通助理下乡的工作机制。“南平机制”在福建的推广，进一步密切了农村干群关系，在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不跑上层下基层、不看关系看政绩”的导向。
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推动了“平安浙江”、“绿色浙江”、“文化浙江”、“法治浙江”和海洋强省建设。
要建设“四个浙江”，唯有实干。习近平一方面从全局着眼抓部署，一方面从基层入手抓典型。他选择了浙西南欠发达地区的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作为自己的联系点，并在不到两年时间五到下姜村，他将其称为自己“了解省委决策在基层效果的窗口”。下姜村地处深山，交通不便，离县城还有60多公里的山路。习近平每次去调研，都要进农户、到田头、听民声。2005年3月22日，他在下姜村现场察看建设中的沼气池时，对村民和村干部风趣地说：30多年前，我在农村插队时曾经是建沼气的“专业户”。现在条件好了，你们要加强管理，把下姜村建成全县的沼气示范村。
浙江人多地少，地处沿海。习近平一到浙江，就把目光投向相当于全省陆地面积2.6倍的蓝色海域，并多次深入舟山群岛调研。他指出，“新世纪新阶段浙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天地在哪里?在海上!”他2002年12月提出，浙江要“争取发展成为海洋经济强省”。经过大量调研论证，《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若干意见》、《浙江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规划纲要》等文件先后出台。此后，全省海洋经济以年均19.3%的增长率快速发展。2005年，海洋经济总产值占全省GDP的比重上升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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