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王立军的风格和声势在10余年中不断地自我强化，以至于当他走得足够远、引起注意时，已不知该从何时开始纠正。
这成就了他的自信，亦成就了他的自负。
打黑
最严重的强化，当数“打黑”。
据一位接近王立军的人士透露，王立军初到重庆时曾说：人这一辈子做不了多少事，把一件事情做成功了，就了不得。警匪一家，中外如此，古今一样。我在重庆就是做一件事情，把警察和土匪分开。这位人士评价说，“这些话让人耳目一新，因为我们在官场不这样讲话的。”
但事情的发展似乎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2009年6月，在王立军的主持下，重庆开始进行“打黑除恶”专项治理运动。有媒体报道，王立军曾在动员大会上说，要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一场风暴，并希望能在“打黑”中听到枪声。
“打黑”果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并长时间地夺取了全国的关注。
据《重庆日报》2012年2月9日报道：截至目前，公安机关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500余个，抓获涉案人员5700余人，切断非法放水资金700亿元;检察机关提起公诉398件2600余人;法院一审判决266件2000余人……一批重大黑恶犯罪团伙被摧毁，并依法查处了文强、彭长健、刘信勇、赵文锐等77 名黑恶势力“保护伞”……
数字历来是成就的证明。然而，媒体报道的数字却与官方结论相差甚远。
据 2010年4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重庆“涉黑”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自重庆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至2010年3月，共批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795人，其中涉黑679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44件1181人，其中涉黑54件747人;立案查办专项斗争中暴露出来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等职务犯罪案件125件148人，其中“保护伞”50人。
两组数字发布时间相差两年，但事实上，2010年7月，重庆市司法局前局长文强因犯多项罪名被执行死刑，便被看做是重庆打黑运动结束的标志。
媒体没有理由自行虚构数据，报道与白皮书所统计数据相差之远，或许正是印证了此前许多人的担忧――重庆之“打黑”，有“扩大化”之嫌，那些最初因种种罪名被抓捕的人中，许多最终并没有出现在法庭上。
长期关注重庆打黑的华东政法大学宪 法学教授童之伟于今年2月公开了他撰写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报告》中，他将重庆“打黑”总结为：已从“治安型打黑”蜕变为“社会管理型打黑”，前者是公安和检察机关合法正常地行使侦办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职权，往往深得人心;后者则是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刑法相关条款的滥用，其本身即具有“黑打”的性质。
他说，中国刑法有400多个罪名，而重庆总是运用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一罪名。“这个概念很模糊，很容易株连，以此进行社会管理，会造成社会心理上的威慑。”
事实上，在王立军的一路升迁中，“打黑”成就一直是他最重要的砝码。
1994年，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立军指挥了著名的“9・19”扫黑行动，铁岭市以杨俊富、张洪俊、肖建军、何晶为首的四大流氓恶势力团伙被一网打尽，他声名鹊起，第二年便被评为“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
但王立军“打黑”的方式和手段令人不寒而栗。开原公安局原局长王子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俊富等人被抓起来后，王立军就提出要求，必须枪毙。
“当时，改账这些都算涉黑。这些人又没有人命，也没有抢劫。”据王子湘回忆，涉及到男女关系问题，就让女方供述为强奸，否则就将其劳教。此外，多位当年在公安局的民警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打黑期间，王立军有一个“小黑屋”，用来关押未被定罪的嫌疑犯，但一般人进不去。
威慑效果是明显的。多位铁岭市民回忆说，王立军“打黑”之后，社会治安迅速好转，王立军当年的一名下属说，当时连小偷都害怕，“因为都知道，抓住是真打啊”。
童之伟在《报告》中亦提到，据他观察，重庆“打黑”有大规模抓捕犯罪嫌疑人、先抓人后取证的现象，并设立脱离其他国家机关监督制约的秘密场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关押和审讯。
掀起对重庆“打黑”普遍质疑的“李庄案”，便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律师李庄，本是犯罪嫌疑人龚刚模的辩护律师，2009年底，重庆警方以李庄涉嫌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教唆“翻供”为由，将其刑拘。
李庄于2009年12月12日被刑拘，13日被批捕，20日检方公诉，30日开庭审理，半月之内，完成了大多数案件需走数月的程序，效率之高，被称为“重庆速度”。当地媒体报道此案审理之初一位官员的评价：“李庄案的审理，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几个涉黑案的难度，一定要打好这场战争，确保案件审出质量，经得起时间检验。”
这个愿望落空了。李庄最初坚称自己无罪，后又表示愿意认罪，但当重庆检方重拾几年前的另一起案件，以妨害作证的罪名再次起诉李庄后，他再次挺身而出反抗。在全国律师声援、公众大范围讨论的环境下，重庆检方最终撤诉。
这个结果从根本上推翻了对李庄的上一次判决，并从另一个角度暗示，那些曾被人在暗地里悄悄议论和传播的消息――包括，秘密羁押、刑讯逼供以及未审案先定案――确有其事。
更让童之伟忧虑的是，在这种高压的国家机器控制手段下，公民间的互相侵犯固然会受到遏制，但公权力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的威胁也在增加，并且重庆的做法有向其他地区传染的趋势。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王立军亲自参与了李庄案，但作为重庆公安第一责任人、“打黑”行动的主持者，他应该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置身事外。
他也从没对任何媒体发表对李庄案的看法。但毫无疑问，以往将他带入荣誉光环的这些手段，在重庆，似乎开始失效了。
王立军现象
王力成，一位年逾七旬的律师，将王立军的成功之路归结为“王立军现象”。在他看来，王立军最后发展到出走领事馆一幕，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系统总是需要出现一个英雄，于是，没有英雄的时候，便托出一个英雄，最终，英雄无法控制自己。
“他原来就是个普通人，就是做了一个警察应该干的事。”王力成说道。
据这位在辽宁省法律界颇有声望的老人了解，王立军从来没说过，黑社会出500万买他的人头;也从没有说过：我和我的战友将800名犯罪分子送了上刑场;他本人从没正面承认过，在对文强执行死刑前，他去“会见”了五十分钟;也没有任何一任市委书记表示过，王立军是我们的镇市之宝……
“你们可以算一笔账，”王力成说，“王立军在辽宁打黑的主要成绩是‘自己同他的战友将800多名犯罪分子押上了刑场'，你相信吗?铁岭市的总人口一共300 万，王立军在铁岭任局长不到三年，就是从他任刑警队长那天算起也不过四年时间，也就是说他几乎每天都要杀人，不恐怖吗?”
事实上，2011年两会期间，王立军本人曾表示过相同的看法。他说：“一个社会如果产生英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有病，这是社会的悲哀。”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王立军和媒体、体制之间，早已形成了某种“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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