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铁岭，王立军给众人留下的印象是“还是挺谦虚的”。 一位老民警透露，当时大家开会研究一起案子，结束后，王立军把众人送到屋门口，说：“拜托大家了，大家受累。”
但好景不长。很快，众人对他的评价就变成了“傲慢，不顾他人意见，独断专行”。
在他面前汇报工作，只能站着;任何集合或者会议，迟到、说话或手机响，他开口就骂，无论是刑警队长，还是普通民警。
一次，一位干警因为向另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晚了几分钟到王立军办公室报到，进门之后就被他破口大骂。
一次巡视，王立军认为一个执勤警察的站姿不好，便大步上前，把他帽子和肩章狠狠地揪了下来。这名执勤警察当时惊呆了，他旁边的同事则赶快转移视线，看都不敢看。
1990年代末，一个民警在夜里执行任务时被刺死，王立军当时给各个派出所所长打电话，正巧赶上四位所长都不值班，几天后，这些所长都被免职，因为“所长把危险留给了同志，把安逸留给了自己”。
所长们都觉得冤，认为自己是按值班制度在工作。但从那以后，即便不值班，派出所的领导也都不敢回家，让家属把换洗衣物送到办公室，最长的坚持了一年多。
在让犯罪分子害怕前，先让警察害怕，这成了王立军的风格。虽然，惹怒他的大多是些“小事”。
多年以后，他已调至锦州市公安局任局长。一位当地记者亲眼目睹，一位干警进王立军办公室时没有敲门，王立军怒斥：“我在的时候你怎么不敲门呢?出去!重来!”
这种对细节的吹毛求疵，到了重庆，就有些变本加厉。
2010年年初，伴随重庆市警务改革的开展，警局也开始实施新的规章制度，包括：只能穿警服或者正装，穿西服必须打领带;在食堂吃饭，不准出声，不能交头接耳，不准接打电话，手机铃声要调成振动。处罚情况或名单，会以短信方式群发至所有警察手机上，常常一天多条。
当时，重庆从严治警受到全国公安系统的关注，不少省市公安机关组织到重庆学习。湖南湘潭公安局一位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曾计划派百名民警赴渝，但正赶上“王立军闯馆事件”，便改为只有几人组成的考察小组。考察归来，一位民警感叹，若想按重庆警方的模式操作，必须先做到两点：一是涨工资，二是给警察洗脑。
重庆警方最严格的是按分数量化排名的考核制度。2012年2月一位接近警方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渝中区原副区长、公安分局局长罗勇（副厅级）因排名靠后被免职，分配到重庆大礼堂广场治安支队（处级）工作。该支队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罗勇确已调此工作，并为他设了办公室，但一直未见其上班，具体职务上级也未宣布。“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听说与考核有关。”
没人想得清，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在某些人眼里，这属于不近人情，专横跋扈;在另一些人眼里，这属于严格要求，树立警风威严。
但仍然无法解释下面这些事例――
2010年2月，重庆各大媒体报道：重庆女子交巡警队将配备兰博基尼、宾利、奔驰等警车，舆论哗然。有消息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确是王立军在会上讲的。然而，重庆警方很快回应，称报道不实。不久，负责宣传的政治部主任即被调职。不过，重庆女交警与兰博基尼的合影，也很快公布了出来。
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接待大厅装修之后，王立军去参观，因装修不符合他的要求，当场发火，该管理处政委、处长先后被调离岗位;还有一次，在武隆矿难事故现场，因航拍照片效果不理想，他便当众责骂掌管此事的指挥中心主任。
完美主义者
王立军无疑具有完美主义者心态。一位与王立军相识10余年的当地记者分析说，当王立军责骂别人时，他的心理活动是：这件事我能做好，你也应该能做好。
在一次重庆警局的内部会议上，这种说法得到了印证。王立军在会上号召大家要多学习，多读书。一半是为了鼓励，一半是为了形成反差，他说：“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化。”
最受称赞的是他的口才。他属于媒体记者最喜欢的采访类型。电视采访，只要把摄像机开着就行了，事后也不用剪片;文字采访，只要说个大概，他便能自己即兴完成所有内容，连记者没有想到的，他都替记者想到了。
在当下领导人讲话多数靠念稿的环境里，王立军是少有的能脱稿公开演讲的干部之一。在重庆律师周立太印象中，王立军讲起话来四平八稳，颇有学者风范，时常引经据典，从国内公安发展谈到国外治警现状，全部脱稿，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
王立军的书法颇有功力，他也乐于展示。他母亲在阿尔山的墓碑就是他亲手写的;在锦州市任职时，公安局大楼里到处挂着他的字迹;他所任职过的各个公安局的新年贺卡，几乎全有他的墨宝;一张流传甚广的王立军早年照片上，他胸前挂满奖章，身后便是一幅他的书法作品，内容是否为王亲自撰写众说纷纭，但多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字确为亲笔，开篇即是：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何愁天下不太平?先忧华夏，后乐其中……
没人否定，王立军是个聪明人。参加工作时，他仅是一名初中毕业生，而后来，他是国际刑鉴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并在9家国内外专业机构任职。在重庆，他递出的名片上，唯一没有的，是他的公职头衔。
不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还是为了弥补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缺憾，王立军很看重自己的学者身份，并多次到高校作学术报告。
2月15日，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一名研究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王立军曾到学校作过学术报告，内容并无新意，基本都忘了，但王的气场很足，报告厅爆满。就在那次讲座后，王立军接受了西南政法大学的聘书，成为该校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在《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中，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的指导教师一栏中确有王立军的名字，但该院一位老师证实，从没给王立军安排过学生，“他太忙了，没有时间”。
王立军有特立独行的倾向，他也将这种倾向带到了所任的公安局内。在铁岭，他就把自己的毛笔字印到了警车上：中国刑事警察。
从铁岭开始，他一直着手设计当地警察的警服;调至锦州后，除去上述改进，他还执意将警察局更名为“警署”。
按照《人民警察法》，擅自更改警服、警徽和警车，均属违规，但十余年间，没有任何人表示过反对，这些反而作为王立军有创新精神和艺术细胞的谈资被津津乐道。在调至重庆后，这些“创新”习惯也自然而然地被带到了重庆。
重庆的交巡警标志，是王立军亲自参与设计的，这个标志被要求放在警服右上臂，由国旗、警徽、凤凰、国际刑警组织徽章等多种图案组合。重庆的交巡警警车也与众不同，光车贴多达十几处，在许多人看起来，更像专业赛车。
颇受外界称道的重庆警务沙龙，在锦州市公安局便已出现，只不过，锦州的警察沙龙规模较小，而重庆的警察沙龙，有8个开放式图书馆，藏书达33万册;锦州的警察沙龙里，悬挂的是历任公安局长的照片，而重庆的警察沙龙，张贴的则是西方多个国家警察之父的头像和简介。
但一位参观过警察沙龙的资深媒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令他不解的是，这些图片中还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苏联克格勃、英国军情6处等世界上各知名情报机构创建元老的画像。“警务属于国内公共事务，情报则是对外的，把警务和搞情报间谍的人放在一起，这是在传达什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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