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名校的家庭
虽然张勇的职业是做教育培训，可是第一次遇到孩子“小升初”问题时，这个家庭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2009年春天开始，报了巨人和学而思奥数班的儿子，同时还读着北师大二附中的“占坑班”（后文有述）。赶场上课的辛苦，在这一年的前半年逐渐被赶场考试的焦虑所取代。这一年，张勇的大儿子六年级。
“必须要四处了解信息，总怕哪边考过了，就错过了。”张勇夫妇有空闲就在网上搜索北京几所名校的考试信息，顺带着跟其他家长打听情况。春节一过，张勇的手机就频频收到很多培训机构的邀请考试短信。“也很奇怪，家长的信息，好像这些培训机构都有。”
不知道为何而考，张勇还是带着儿子去了。“那时候，身边氛围就是大家都在赶场考试。他也没说是为什么准备考试，但是也能理解，一定是为某个学校招生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考试意味着什么，反正觉得考一下也没坏处。”
考试之后的第二天，张勇就接到电话，“电话哪里打来的也不知道，只通知去北大附中面试，几月几号，带什么东西。”到了北大附中的校园内，一家子才真正知道这次考试是为北大附中而来的。
几天后，又是一个电话：“你这孩子我们要了。”“就是口头通知，没有其他任何形式了。”从别的家长处，张勇妻子听说要签一份协议，还有人交了一万元定金。张勇一家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觉得有点不放心。
很快，他们又跟着其他家长一同参加了人大附中双安分校和西山分校的两次考试，到5月份，张勇一家早已在考场身经百战：101中学、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基本上，我们算是考霸了。”
有几场面试明确要求“父母双方带着孩子一起”，问孩子问题，也问家长问题，诸如“用一句话概括孩子的优缺点”之类。在这么多的考试之后，张勇拿到了3个学校的offer，最后选择了人大附中刚刚开办的西山分校，“因为离家近。”
张勇一家还不算追逐名校的典型代表。
北京市西城区的张燕（化名）是从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为报考名校发力的。2012年，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儿子成功考上了西城区的一所名校。她将其6年的奋斗记录成一篇“万言书”。其向本刊记者讲述的6年历程大致如下：
一年级，为孩子报了剑桥英语少儿预备班，期末通过剑桥一级考试；
二年级，继续学习剑桥英语二级，期末以满分通过。这一年带着孩子参加“云州杯”口语大赛，获得二等奖。在老师的建议下，为孩子报了奥数班；参加北京市八中坑班举办的二年级升三年级考试。
三年级上学期，孩子通过剑桥三级考试，随后开始学习新概念一。下学期，通过KET和BETS1考试，参加“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比赛，俗称“走美”杯，获得二等奖。参加八中三年级升四年级的坑班考试。
四年级，学习英语新概念二，参加学而思英语新概念二高端班选拔考试，参加PET和BETS2考试，开始做中考模拟题，先后参加了3个数学竞赛。参加八中四年级升五年级的坑班考试，成绩不错，终于加入坑班，实现“占坑”。
五年级，参加数学解题能力展示读者评选活动获得三等奖。走美杯再次获得三等奖。西城区科技英语竞赛三等奖。但张燕有些失落，因为只有一等奖算特长，有机会通过特长推荐进入重点中学。
这一年，孩子被评为西城区红领巾奖章获得者，参加八中五年级升六年级的坑班考试，但数学发挥不理想，分到慢班。“坑班也是分快慢班的，快班孩子上重点中学机会大。”参加十一中的五年级升六年级坑班考试，孩子获得了第二个“坑位”。
六年级，小升初的序幕由一个电话拉开――2011年8月19日中午，学而思通知张燕带孩子20日参加北京市第十一中学考试，这个“猝不及防”的电话，让张燕从此晚上不敢关机。最终，考试以失利告终。张燕开始带孩子参加学而思杯和巨人杯，前者综合一等奖，后者综合二等奖。
每年反复参加教育机构的杯赛，张燕是期望获得教育机构的推荐，参加名校选拔。“因为它们之间有合作，这样孩子就多了次参加重点中学选拔考试的机会。”“十一”以后，父亲为孩子做了一份简历，附上各类证书，足有40页，给首师附中、北京八中、西城实验中学各送了一份。
2012年 1月3日，参加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试。5天后，北京市西城区另一所名校坑班考试，终获成功。至此，小升初告一段落，张燕的孩子“获得了第一张船票”。几个月后，孩子锦上添花，获得北京市三好学生荣誉。张燕一家6年冲名校的历程算真正结束。
名校阴影下的城市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有着庞大的“上层建筑”体系，以权择校和以钱择校的各种矛盾冲突在这座城市尤为剧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去年的《北京“小升初”项目总报告》称，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优质学校”，家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择校成为整个家庭人力、物力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动员。有权势的家长通过各种途径递条子、拉拢与学校的关系，普通家长则不惜抛重金带着孩子奔波在“金坑”、“银坑”之间，不惜牺牲孩子的身心健康。全家人的生活都围绕着孩子的考试、获奖、评优，耳提面命地训诫孩子，误导他们形成分数至上、名校至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调查中，一位技术精英不禁怀疑自己当年的选择，感叹没有一官半职，无法为子女的升学尽力。
北京家长最耳熟能详的是“占坑班”，这是名校以此突围政策规定的电脑派位，名校如人大附中，更是全然不接受电脑派位。“占坑班”是一些名校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杨东平称：“人大附中的‘华罗庚数学学校’（后更名为仁华学校）是最早举办的和最有影响的面向小学生的课外培训机构，是始作俑者。”
1998年，“小升初”由统一考试改为“电脑派位”。一些家长不愿孩子进入弱校就读，一些名校为争优秀生源也不愿接收“电脑派位生”，于是以“奥数”培训为主的培训学校充当起替名校选拔学生的职责。各名校都有自己对口的培训学校，只有进入该校就读，才有可能将来被“点招”进入该名校，这就是“占坑”。“占坑班”已经形成服务于北京 “小升初”的庞大市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占坑班”家长每年所花费用在8000 元以上，多数“占坑”的学生都会选择2－3个左右的“坑”，而“坑班”费用仅是“小升初”花费中较小的一部分。为了保证在“占坑班”顺利晋级，还要参加高思、学而思、巨人为首的众多培训机构的课程，包括家长单独“攒班”（根据孩子学习需要，由家长自行聘请教师授课）。一些家庭的实际花费可达10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尽管如此，“占坑班”的存在被认为是普通家庭子女进入名校的“公平途径”，被称为“无权力者的权利”。
最具北京特色的名校招生途径是“共建生”。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是典型的“以权择校”。实际操作中，共建单位有的利用公共资源给名校额外投入，有的是职工自负费用，以“共建”名义统一交给学校。
最明目张胆的途径是“条子生”，是家长通过特殊社会关系，使自己的孩子获得重点学校的入学机会。“条子生”大部分是由市、区领导直接安排，各区每年都会在几所“重点学校”给“条子生”预留名额。据对部分中学校长和家长的调查，重点学校的“条子生”一般占当年招生人数的 8%－10%左右。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在升学季节，名校校长总能收到众多条子而难以处置。有学校每年会设立一个临时机构，叫“条子办”。一般来说，每年春节前后就开始“条子生”的工作，学校会采用各种灵活手段招收这些特殊学生。如果学生本身有推优、特长生测试资格，那么就可占用这个名额；如果学生本身不具有这些资格，则占用共建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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