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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获奖的第二周，高密一中举办了一次以这位诺贝尔奖新晋得主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在莫言文学馆和莫言文学社的所在地，同时也是莫言家乡最好的一所中学进行这样一件事，自然再应景不过。然而征文活动摆脱不掉的一个尴尬在于，多数学生并没有读过莫言的作品。
“现在比以前要好些了，但学生的课外阅读时间还是少。”正在这里带高二语文的易老师和我说。
易老师是湘潭人，已经有一个5岁的儿子。多年前她在湖南师大读书，就听教授预测说，如果未来有中国人获诺贝尔文学奖，还是莫言的可能性较大。后来，不但莫言果真获了诺贝尔奖，热爱文学的易老师还与莫言成了家人，她嫁给了莫言的姑姑管贻兰――小说《蛙》的主人公原型――的儿子。莫言刚获奖那阵，她见到无数媒体和游客涌进自己的学校参观。这个学校有条奇怪的校训展示在门口――为四十岁做准备。
“这股热潮肯定会慢慢过去的，凉了也正常。”她说，“毕竟这是一个文学领域的事，而文学在当今中国社会热不了多长时间，大家更忙于生计，忙于经济。中国虽然是一个文学古国，但全社会现在并不特别重视它。”
易老师是在离平安庄不远的管贻兰家里讲出这番看法的，此时，她的丈夫正和这个家族里的很多男性亲属一起，在院子里把一捆捆黄纸塞进编织袋。这天上午管家要进行一项大活动，给管贻兰的丈夫，也就是莫言的姑父，上百日坟。
差不多四十号亲属从各家赶来，几乎每一个人都与莫言有着七弯八拐的关系。把大家载到几公里外的坟头，动用了一辆帕萨特，一辆威驰，一辆小型面包车和一辆机动三轮车。由于前一天的大雨，四辆车无一例外地在一条泥土路上搁浅了。我们只能从车上下来，深深浅浅地踩在小麦地里，顶着狂风步行。
11月9号，也就是白日坟活动的几天之前，莫言悄悄地进了村。他的车绕过自己的旧居，从而成功避开了所有游客，在村外的一处偏僻所在，他给自己的母亲上了坟。这次秘密行动，很多管家人都没有参加，甚至在莫言当天离开后，他的亲戚才将这件事口口相传。莫言祭母没有受到外界的丝毫打扰，那个幽深之处亦尚未被游客寻去。
在整个高密，如果一个游人专程为莫言而来，那么可供其参观的地方实在少得可怜。高密一中里的莫言文学馆，平安庄里的莫言旧居，勉强再算上被拍进电影《红高粱》里的那座石桥，就再也没了。在莫言获奖一个多月之后，从旅游的角度看，这里的热头有余，但实质欠奉。
我在一个周四的下午去市区拜访了高密博物馆，它的建筑面积有4100平方米，位于高密市正在全力开发的东部新区。在简介中，它和高密市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共同驻扎于一个造型新颖的“标志性文化建筑”，不过每周只逢二、四、六开放三天。博物馆的大门雄伟，而且紧闭。保安告诉我，工作人员出去了，所以今天不开放。
同样的闭门羹还出现在科技馆和文化馆，这里的大部分展间都没开门，唯一可见的能够八竿子打着莫言的陈设，是科技馆走廊上的“百年诺贝尔科学奖”宣传栏。好在高密图书馆总算作息正常，馆共占三层，藏书量有25万册，“内配货运电梯，先进的电子网络，电子监控和中央空调系统”。二楼的图书借阅室只坐着管理员一个人，在“中国文学”的书架上，我没有找到莫言的书。管理员解释说，外借了两本，领导做活动拿走几本，所以现在没了。
借走那两本莫言的人势必是这里的稀客，图书馆里的每个阅览室都可以找到一名管理员，但整个三层却没有一名读者。我在空荡荡的读者自修室里意外撞见了“高密四宝”之一的剪纸作品，创作者在一条好几米长的红纸上剪出9个大字――老少牵手喜迎十八大，把它挂在墙上，玻璃门上还有稍微小幅的毛泽东头像。这个周四的下午，在刚刚为中国贡献了年度最大文化人物的高密，我是其“标志性文化建筑”里的唯一访客。
在莫言姑父的百日坟旁，我也是唯一的访客。村里人并不介意红白喜事有毫不相干的外人参加，大家在大风和泥泞中走得东倒西歪，鞋底的泥块比鞋子本身还要重上好几倍，令他们也顾不上其他。
姑父的坟头独自兀立在一大片麦田之中，高约半米，呈一个直径两米的圆包形，没有墓碑，四周空旷。男人们把酒摆好，燃起了所有的黄纸，有些人拿树枝拨拉，有些人磕头，有些人围着看。女人们的行动则格外程式化，一旦走近坟头，便像被触发了开关一样当即跪地哭嚎，随着人数增多，声浪如比赛般越掀越高。现场没人说话，有一种无需脚本的默契。整场追思活动中，并没有人开口告诉地下的亡灵，家里出了大人物，刚刚拿了了不起的奖。
麦田地里全是才冒出头的嫩绿小苗，收获还是很久以后的事，上午看不到农民来劳作。一些未燃尽的黄纸被大风卷起，连同女人们的哭声一道，被吹出几百米开外，挂在远处枯楞楞的一排桃树上。在莫言的青年时代，这里曾号称有万亩桃林。
“我磕过了，”易老师的儿子在上坟接近尾声时对爸爸说，随即他看到爸爸面朝坟头跪了下来，“那我再磕一个。”
易老师长得很好看，一直面色平静地照顾着狂风里的儿子。在现场所有人中，她是唯一没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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