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气可能要变了”
一些人正在担心，自己会不会是大潮退去后被晒在沙滩上的丑陋裸泳者。
重庆某高校宪法学专业的学生孙伟最近正密切关注一个细节。
他从网上看到一则公告：11月底，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了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迟渝中区、江北区、北碚区、江津区选举重庆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间的决定。
公告称，将于2012年12月底前选出重庆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此前一周，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照正在网络疯狂传播。
孙伟不禁“有些联想”。他与北京的一位老师探讨此事，老师分析称，抛开两者的关联，推迟本身也透露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作为地方最高权力机关，其代表的产生更为审慎。
相关知情者证实了这种考虑，这四个区推迟选举时间是因为有些情况没有最后确定，其中肯定有审慎的因素。
据称，第四届人大代表选举，市人大“高度重视”，成立了专门的选举工作办公室，本着“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要把那种确实能够代表各个阶层、有履职能力，能够为老百姓办事的代表候选人提出来。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和中央，和市委保持完全一致。”知情人称，而此前的提法是“和中央，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他表示，这不仅仅体现在口号上，中央、市委相关会议、文件、精神的传达以及相关工作中，已经充分体现。
而在公务员郝鹏看来，变化主要体现在官场的氛围。
伴随着中央反腐决心的彰显，以及网络反腐的井喷，郝鹏的周边曾起了不小的震动。“前两天还见的领导，突然就出事了。”包括雷政富落马后，爆料人称手里还有几个官员的视频资料。
反腐处理的速度很快。如重庆雷政富的不雅照曝光后，63小时内被立案调查，被称为“63小时反腐”。在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因离婚承诺书曝光，在12小时后被立案调查等。
在这场被称为“廉政风暴”的席卷下，郝鹏说，一些人正在担心，自己会不会是大潮退去后被晒在沙滩上的丑陋裸泳者。
从内心来讲，郝鹏觉得自己最近出奇的平静。在学校时被评价“有点清高”的郝鹏，走入仕途后，觉得颇为不适应。
“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比着种树。”郝鹏说，似乎谁种的树更粗壮谁的成绩就更大。诸多类似的评价标准和工作风气让郝鹏觉得有点“憋屈”。
有段时间，重庆的官场上流行着两个段子，都发生在与当时的领导座谈的场合。一个是某人发言欲“拍马屁”，会上变魔术一样揭开一块红布，底下露出一个黑箱子，解释曰“唱红打黑”；另一个是某人向领导汇报：1年种了60年的树。
12月7日上午，重庆市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学习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研究重庆市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要研究制定重庆市委常委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办法和措施。首先要领导带头，做好表率。从市委常委做起，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会议还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带头深入基层调研，带头密切联系群众，带头解决问题。
郝鹏觉得“密切联系领导”的风气，可能要变了。
“务虚”指标大量减少
取消了不合理的硬性量化指标，比如做好事不要求留电话了，沙龙排班也取消了，更加符合民警工作实际。他认为，这不仅是“务虚”的减少，更将为公安系统节省很多经费。
看到今年12月媒体关于“重庆市公安局王立军题字‘失踪’”的报道，知情人士曹恒有点哭笑不得：“这是年初的事情了，怎么还当新闻报？”
曹恒记得“薄王事件”后，重庆市公安局大门口石球上，王立军题写的“剑”“盾”两字就是那时去掉的。
此外，据说是王立军设计的，当时号称“与国际接轨”的交巡警车辆已喷涂回全国统一的颜色和图案。街头面容姣好、身材苗条、着紧身上衣和马靴的女子特勤支队也不见了。
曹恒记得，原本市局传达精神时最后一句话“必须严格按照要求完成某某事情，否则将严肃追责，追究领导责任及民警责任”之类的强硬语气变成了“请大家严格按照要求执行”。“追责”一词的消失卸下了很多人的心理压力。
曹恒看来，从民警的角度，最大的感受还是心理重压的释放。很多压力正源自“追责”二字。
王立军工作场所门口专门有个办公室负责公文审查。曾有民警因写了几个错别字被全市通报批评，领导跟着被追责。总之“大事小事，来不来就要追责。”
从工作角度来讲，曹恒觉得最大的变化是大量“务虚”工作的减少。
王曾在公安内部搞警营文化建设，要求每个分局都要有沙龙。市公安局的沙龙里，摆着书籍、报刊，提供咖啡、饼干。
“如果大家没有事情，晚上或业余时间看看书、读读报是件好事。”曹恒说，但是当时公安系统打击犯罪等工作相当繁重。很多民警都是拎着铺盖卷去办公室睡觉，一住一两个月不回家。
市局的沙龙没人响应，据说王很生气。从此各分局排班去市局参加沙龙。在市局遍布的摄像头之外，督察要来回巡视，参加沙龙的人不能大声喧哗，不能坐姿不端，必须老老实实看书，否则从带队负责人到所在单位都要追责。
曹恒曾在中午12点左右被派到市局参加沙龙，屋里没有空调，阳光把包烤得滚烫，坐在椅子上的曹恒如坐针毡。“怎么可能看得进去书？”
这种难熬的“休闲”，谁都不愿意去。市局排班下来后，分局又派到下面的派出所。
“打击犯罪、治安防控，当时一天有多少事情要做？民警背地里抱怨：这些人一天没事做吗？我们都累成这样了，还搞这种事情。”曹恒说。此外，各分局也都有沙龙，上面来查，不达标也要追责。不仅有日常沙龙，还有各种主题沙龙，有唱歌跳舞的、讨论国家大事等。
而让民警最为反感的是“做好事留电话”。当时重庆公安内部开展了“亲民、爱民，建雷锋式警队”的活动。活动下面包括很多分项，比如要求警察每月做一件好事。
“做好事是应该的，但关键是后来就量化、变味了。”最初要求每个民警每个月必须做一件好事。后来弄了个“账本”，谁做了好事，必须自己登记，“张三，某年某月某日，做了什么好事。”曹恒说，“关键是还必须登记被帮助者的电话号码。”督察会定期随机询问获助者，如果对方忘了或说没有，马上列入“纠偏灭虚”之列，还是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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