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胡耀邦有病，军代表强调说不能拉他出去批斗。你们实在要拉人出去，那只能拉胡克实、胡启立以及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工作组那六七个人，不能拉胡耀邦。可狂热的红卫兵们不可能只是“文斗”。
缘起
2001 年5月31日，经上海《文汇报》记者邢晓芳的介绍，我在北京步入胡克实家。这位当年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今已垂垂老矣。也真巧，前一天正是他的八十大寿。虽然当年满头乌发如今已经变成灰白色，但是精神仍不错。客厅的墙上挂着他与老伴于今在海中游泳的照片，还挂着“宁静致远”的横匾。
谈话自然是从谈那个动乱岁月开始的，但是也谈了他的经历：
胡克实与中国共产党同龄――1921年5月30日出生于武昌，毕业于湖北省立高中部。学生时代他在武汉，于1935年投身一二・九运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武汉秘密学联。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建青年救国团，主持武昌团部工作。1938年8月调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他历任晋西北根据地区党委青年委员、晋西边区党委常委、青联常委、区地委青委书记、四分区青联主席等职，可以说他的革命经历是从青年工作开始的。
1948年秋，胡克实调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青委书记，从此“专业”从事青年工作。1949年春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青委副书记。
1952年，31岁的胡克实调到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候补书记。1953年又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64年底，胡耀邦奉调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他虽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团中央日常工作则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
胡克实说，“文革”开始之后，在青年学生中冒出了红卫兵。受极左思潮的驱使，红卫兵闹着要取消共青团。他们宣称，共青团是“修正主义”的青年组织，必须砸烂共青团。于是，红卫兵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青团中央。他们把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团中央。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最多的就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三胡”的提法，就是在这时候叫开来的。
胡克实还记得，是北京海淀区一个学校的红卫兵首先在团中央贴出“打倒三胡”的大标语。从此，“打倒三胡”的口号便响遍全国。
亲历“文革”初期的激烈斗争
一提起这段往事，胡克实便沉浸于“文革”岁月的回忆之中。
胡克实说，在1966年六七月份，“文革”刚刚开始，北京处于非常混乱之中。毛泽东主席那时不在北京，而在杭州。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副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不过，就连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该怎么搞，更不知道他俩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打倒对象。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指定了4个人，每天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整理成文字，向毛泽东报告。
在1966年6月初，胡克实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克实说，本来应该是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列席会议的，那时候胡耀邦生病，就由他列席会议。事先报告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说那就叫胡克实来吧。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1964年底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便到西安工作。那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刘澜涛。胡耀邦在西北工作并不顺心。胡耀邦生病，住进西安的医院。这时，叶剑英元帅路过西安，叶帅跟胡耀邦有很深厚的友谊，听说胡耀邦病了，便去医院看望。叶帅对胡耀邦说，既然人家不欢迎你，你还呆在这里干什么？你不如回北京养病!胡耀邦接受了叶帅的意见，在“文革”前夕回到了北京治病。虽然胡耀邦这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由于生病，并不过问具体工作。正因为这样，由胡克实代替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胡克实记得，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派工作组。当时，北京很乱，特别是学校里，出现学生打老师、打校长。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没有精神准备。他们用过去的办法，即由上级部门派驻工作组。会议决定向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市的许多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另外，还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之后，全国各地也纷纷向各单位派驻工作组。当时共青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向北京市八个城区各中学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团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担任了各工作组负责人。北京市西城区中学的工作组，就由胡启立负总责。
胡克实说，没想到，工作组问题成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导火线。
那是在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干部、群众的事件，戴高帽、抹黑脸、罚跪、打人。派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发现之后，及时地加以制止。6月20 日，刘少奇在关于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的简报中，肯定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批转全国执行。然而，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却认为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下发文件：“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消这个文件。”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各地掀起了反对、批判、揪斗工作组的浪潮。
7 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于是，刘少奇不得不承认：“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这么一来，毛刘分歧由隐蔽到完全公开。全国各地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突破口，把斗争的矛头公然指向刘少奇……
胡克实亲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斗争。他亲眼目睹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是怎样决定派工作组的，又亲耳听到刘少奇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检讨。他说，过去一直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威望和才华，这时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也不一定正确。胡克实笑称“文化大革命”初期是“暗箱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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