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在首都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集会上，父亲再度提出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的问题。他指出:领导者要和普通党员一样，参加组织生活，遵守党纪国法，联系党内外群众，不能因为担任领导职务而成为特殊党员。父亲说:凡属重大问题，都必须经过党委的集体讨论，做出决定，不能个人说了算。党委的决定，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任何党员都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的任何个人直至中央领导人，不受打击。
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坚持原则，他常常直抒己见，既不怕得罪老朋友，也不怕与党内老革命家的意见相左。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酝酿中纪委领导班子入选时，不少老同志对一位老革命家提出的副书记人选有不同意见，认为他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文革”前，毛泽东甚至在一份有关他的调查报告上作过严厉批评，为此还把他从某个工业部部长的岗位上拿下来，下放到东北一个大型企业工作，直至“文革”。“文革”结束后，老同志们仍常能听到对此人的此类反映。因此，了解情况的老同志们坚持认为，该同志不适合担任这个职务。
这位老同志本人也表示:自己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可以不担任这个职务，到地方工作。
实际上，父亲、陶铸与该同志在延安时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感情十分要好，还戏称为“桃园三结义”。然而，党的组织工作岂能搀杂私人感情，为此，父亲曾四次代表老同志和组织的意见向老革命家汇报。
父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即对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说:“所有干部的调动和提拔，都由中组部调查、审核，提出建议后不要报我，直接拿到书记处会上讨论。”父亲言行一致。从1977年12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的九年多时间里，他没有私自提拔或调动过任何一名干部。
1986年，政治体制改革再次被提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邓小平在6月间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为了实现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父亲十分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强调健全法制，保证多数人的民主，并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研究透，急忙上马不行。于是，便集中力量搞一个能和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相比美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
为了端正党风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家长制作风在党内陋习难改，“以人治国”、“以言代法”，遗患甚多，为害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同时，父亲着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以法治国”，并十分赞同在新修订的党章中写上: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父亲认为，端正党风不仅是党员干部的事，党员干部的子女也应为之努力。然而，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职务的方便，不法经商牟利，在群众中引起了越来越大和极其不良的影响。
那是1985年，一份涉嫌一名政治局委员儿子案件的请示报告送到了父亲面前。报告写道:侦查人员因不能进入首长驻地而无法找到当事人，也无法取证，以致案子长期搁置。报告要求: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与案件有关的线索，完成对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注意到，当时竟无人对这个报告作出批示。他却毫无顾忌地批道:各级领导机关理应协助公安人员依法办案。
有关部门还是考虑到了那位领导的身体，为了避免突然情况而引发意外，中央办公厅安排公安人员在那位领导到中央书记处开会时，前往其家进行搜查取证。办案人员当天就从当事人房间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币现金，面对用麻袋装着的赃款，公安人员带走了当事人。
执法的严肃无情，一下子震动了整个中南海，也第一次震动了中国领导的最高层。
在那几年的“严打”中，违法的干部子女有的被绳之以法，有的锒铛入狱。找父亲求情通融的电话为数不少，父亲的沉默得罪了不少长期有着很好关系的同志。
即使这样，在1986年1月20日中央机关端正党风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父亲仍然严肃地指出:“要办案子，不能讲空话。至少是用90%的精力解决已经发现的和以后要发现的案件。现在我们的'原则'太多了，教训人的话太多了。老是讲那么多原则，中央讲原则，到省上也讲原则，甚至支部里也讲原则，哪来这么多原则呀？中央讲了原则，其他人就要办事，解决具体问题。要从具体案子抓起。今天上午书记处议了一下，有几个干部子弟已经抓起来了，可有些该抓的还没抓。为什么不抓？没什么含糊嘛！过去我们许多事情就是议来议去，照顾过来照顾过去，干扰过来干扰过去，该办的事情没有办。小平同志指出的'手软'，至少已经讲了六年了……我在上午书记处会上就提出来，新犯的罪加一等，立即通报，没有这一条还行？”
建立“第三梯队”
许多同志都认为，父亲在纠正党风、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方面做出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而最值得称道的是在改革中大力推进干部年轻化。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干部问题上，父亲曾主张“多换思想少换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看到一些思想僵化、观念陈旧的干部，虽经反复教育，还是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更不能坚决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于是提出了“既换思想又换人”。在解放大批老干部、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的同时，父亲认为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并在工作中十分注意把年轻优秀且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以确保党的改革开放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1980年5月父亲说，中央书记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年龄太大了，确实需要解放思想。那时，他就积极主张选拔一批50多岁、40多岁的人进领导班子，把担子压给他们。
父亲还说:毛主席1949年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56岁，周恩来当总理是51岁，少奇同志当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是50岁，小平同志1956年当总书记是52岁，他们的“天才”也是压出来的。搞四化也是“战争”。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有步骤地进一步实现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新老合作与新老交替，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 55岁以下，他们当中有王兆国、田纪云、乔石、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启立、尉健行、张万年、李铁映、宋健、邹家华、罗干等。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 岁。
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制度改革，父亲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梯队”的概念。他明确指出:“为了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必须从现在开始搞好第三梯队的建设。”
父亲解释说:“我们党内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是第一梯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靠他们运筹帷幄；考虑到第一梯队的同志都年事已高，为了使他们集中精力考虑大事，我们党搞了第二梯队，这就是现在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上工作的同志。第二梯队的许多同志也不年轻了。所以，我们下决心搞第三梯队，就是要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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