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奇怪的是，李培基固然可以用两个“谁知”来为自己的失职搪塞，但卢郁文本人却是实实在在非常清楚河南本省1942年的粮食困境的。1942年7月16日，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印，在重庆出版的《经济汇报》第六卷一、二期合刊，曾刊登有卢郁文的一片篇文章《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卢氏在文章中说道：“河南去年发收仅有三成，本年旱象已呈，收获量恐更少，加之豫南产粮食各县，接近敌区，往往于发收后，信阳方面敌人向南阳、汝南各县侵扰，因此粮食被抢去者亦不在少数，是以实计算，则本省之余粮数目，必不足政府之征购，现各县欠缴三十年度(1941年)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虽一再严令交缴，而各县屡陈困艰，盖以本省已十室九空，市面无大量粜发者，人民虽乐于输收，奈无粮食何!”
卢氏此文发表时，尚是7月，秋收未到，灾情也尚未发生。但其对本年收成的预估，应该说是准确的。但费思量的是，卢氏既然已经预估到河南本年收成到不了三成(实际情形是仅有两成)，何以却不愿向中央呈报实情呢?粮食局长卢郁文既已知道本年收成实情，自然没理由不告诉省主席李培基。所以，很显然，以玩忽职守、判断失误等原因来解释李、卢二人拒不报灾的行为，是说不通的。
李培基和卢郁文为什么不愿意向中央实情报灾
李培基1942年1月20日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提前“接印视事”;卢郁文担任河南粮政局长的时间则是1942年1月30日。据张仲鲁的回忆，李培基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是蒋介石因戴季陶的推荐而信用的：“民政厅长方策，在1940年省府改组之前，本已内定提升主席，不知为了何故，蒋介石忽听戴传贤(季陶)之言，临时改任李培基。”方策曾一度担任过河南省政府代主席，清廉干练，官声极好;戴季陶也曾有“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李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之语。张仲鲁的回忆应该是准确的。蒋氏启用李培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戴季陶的推荐，同时也应该与李氏在人事处理方面颇有心得有关——中央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出版发行的《考核汇刊》等刊物，此前已刊登过李氏不少关于人事制度方面的论文。而蒋氏在1942年6月的全国粮政会议上，就曾重点谈及人事处理对完成征粮任务的重要性。
卢郁文是经济学家，此前曾担任过全国粮食管理局主任秘书。他被蒋介石选中，去抗战最艰苦、粮政最难办的河南担任粮食局局长，也应该与他的粮政思想与蒋氏高度合拍有关。卢氏1941年10月在《新经济半月刊》上刊登的论文《粮食管理中之量的问题》，其主要内容，简直就是1942年6月蒋介石在全国粮政会议上的讲话的翻版。尤其是在“粮食总量足不足”、“粮食运输问题”、“地主富绅的出粮问题”这三个要点上，卢氏的意见和蒋氏的谈话高度一致，以致于不免让人揣测蒋氏1942年6月的粮政会议讲话，很可能出自卢氏之手，或者至少参考了卢氏的论文。
显然，李、卢二人1942年初执政河南这件事情，寄托着蒋氏在粮政方面的深切期望。蒋氏的信任与期望，对李、卢二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重的压力。如此，似乎可以解释为何在已经预知1942年粮食收成将不及1941年时，卢、李二人仍坚持不向中央报灾请求减免粮食征购——此外：1941年河南的粮食收成只有三成，据卢氏在1942年7月说，现各县欠缴1941年度军粮“尚有数十万石”;而1942年度河南摊购之军粮，较之1941年度已减少80万石，李、卢二人或许认为该数目尚在河南民众可承受范围之内，正如卢郁文自己在该年7月份所说：“现三十一年(1942年)上期田赋已征收完毕，军粮则尚未征购，若随下期田赋征收，则在七月以后，时间恐嫌过晚，不仅有误军粮供给，且征购之期在发收一个月后，办理必增加困难，故本年度军粮拟在麦收以后，即一次购足，不随田赋征购。”(《田赋改征实物后河南省粮食储运及征购情形》)“一次购足”之语，足见卢氏对完成本年粮食征购任务的乐观。但身为经济学家的卢氏似乎忘了：1941年河南民众之所以还能在收获仅三成的情况下还能勉强负担沉重的军粮摊派，与1940年、1939年、1938年相对较好的收成是有关系的，民众是拿了往年的积累来填补了1941年的空洞。
地方基层：诸多贪腐成性的县长为征粮不顾百姓死活
1942年6月的西安军事会议，将粮食征购的完成情况，具体量化为县长考绩的百分之三十五。这直接导致河南境内诸多贪腐成性的县长们堂而皇之地加大了对民众的压榨程度。许昌县长王桓武，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典型案例：许昌县长王桓武暴政虐民，使许昌成为饿死民众最多之县
在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中，各种不同的统计数据均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最多的——河南省政府1943年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记载的许昌县死亡人数是82224人;张光嗣1943年9月的调查数据，则显示许昌县的死亡人数是183472人，其次为。之所以许昌民众死亡如此之多，县长王桓武的暴政，是最主要的原因。
大饥荒期间，杨却俗先生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对王桓武的暴政有近距离的了解。据他晚年回忆：“当时的许昌县长是河南省内乡县的王桓武，他预报当年许昌的农收为八成，不料旱、蝗连续成灾，不仅只许昌一县，从郑县沿平汉线到许昌附近的各县，麦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许，秋收则还不到一成，拥有数百亩田地的富农还能够有些可吃的东西，贫户人家就不免饿肚子了。这还是灾况初形成时候的较好现象。王桓武为了做官，不敢实报灾况，只是狠着心按预报的八成数字催农人缴粮，缴不够的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所说的坐催，就是住到欠缴实物的农民家里，吃着农民的，要着农民的，农民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不能不先打发催粮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杨先生的幼子也因为灾中营养不足，患了严重的脾肿而不幸离世。
另据记载，早在1941年，王桓武为向上级邀赏，就曾主动“把田赋税额大加提高，超过四邻各县许多”，但王氏做得太出格，田赋数额提高得太多，以至于正为征粮问题焦头烂额的省府也看不下去，替他砍掉了一部分。王桓武1942年的征粮口号是“宁可饿死十个老百姓，不叫饿死一个兵，为抗战军事第一也。”逼得老百姓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弃家四逃者不计其数。许昌市档案馆保存有一份材料，对王桓武逼粮一事记述甚详，内容如下：“民国三十年、三十一年，连年凶岁。饥寒交迫，死亡枕藉。王桓武与田粮处副处长刘化洁(禹县人)勒逼灾民交粮。以树皮草根罗雀俱尽之饥民，当然无粮可交。王桓武就于四乡互相派车催粮，派车数目至800辆。每一辆车，车户4人，保安队勇2人，牲口3头。凡有四五十亩土地之户，即往车一辆坐催，3头牲口之喂养及6人之伙食，均需该户供给，且保安队勇须食白面鸡蛋，直至将粮运走，不准空回。以致四五十亩田地之家，因此全家饿死者十之六七。许昌士绅曾劝王将派往四乡征粮之车辆撤回，遭到王的反对，说‘不将粮催齐，不准撤回。有人反抗，即行拿办。’”(赵谨，《王桓武》，《许昌县文史资料·第2辑》)
这段档案材料与杨却俗先生晚年的回忆相当吻合，当属确实。王桓武后来升任南阳专员，其在许昌的劣迹引起当地士绅多次联名控告，并在1944年春上诉成功，王桓武被免职押往洛阳军事审判处受审，但稍后日军攻陷洛阳，审判不了了之。另据杨却俗先生回忆：“胜利后不久，曾任许昌县长的王桓武企图叛国，被他故乡——内乡——的团队发现，予以活埋，可见上天的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