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期间，河南灾情已见端倪。蒋氏也得到了报告，但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似乎截然相反。据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晚年回忆：“(1942年)秋，西安(王曲)军事会议，系委员长蒋公主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铭三，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书霖，二公均将豫省实情实况，面报委员长，豫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亦晋谒蒋公，但军政双方报告，颇有出入。”按于氏的说法，蒋铭三、刘书霖给蒋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河南的灾情，而李培基则反之。刘书霖晚年也有回忆：“委员长在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第七分校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奉命登上讲台，报告了河南的役政和粮政之后，刚步下台阶，就听到委员长拍案责骂管粮政的人，使他惊吓得不敢举步。”
军、政两种报告，蒋氏究竟相信哪一种呢?就目前所见资料推测，蒋氏似乎取了折中值。一方面，“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250万石”(据时任河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另据河南粮政局局长卢郁文的说法，该年河南原来的军粮配额是420余万石)，同时决定自陕西运粮入豫：“当天晚上，粮政方面就有个重要的会议，接着是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据刘恩茂晚年回忆)另一方面，则如前引，蒋氏在总结性的《西安军事会议讲评》中，再度强调“现在河南鄂北尤要注意实施此项办法，始可补救军粮的困难”——所谓“此项办法”，即对“富绅地主”们的粮食加大控制力度。换言之，因军、政两方面的报告互相冲突，蒋氏在本次会议上，对河南灾情的严重程度的估计是很不足的。
西安军事会议，本是一个避免大饥荒惨剧的极好的机会，此时灾情初发，河南军政要人也有足够的机会向蒋介石报告真相。但因为军、政两方对灾情认知的冲突，这次机会被遗憾地错过了。
河南方面：省主席、省粮食局长均未向中央实情报灾
媒体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尤喜引用冯玉祥的一段回忆：“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详细]——可惜的是，冯玉祥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一味瞒报灾情，根本不曾向蒋介石报告过灾情实况。
省主席李培基向重庆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当时各省灾情，原则上均以地方政府呈报为准，其他渠道送往重庆的灾情报告，有参考价值，但须得地方政府之证实，虚报灾情者有政策严惩。之所以如此，与蒋介石本人对“地主富绅”严重缺乏信任有关。一般地方上有名望的士绅送来的报灾信息，蒋氏都抱持一种怀疑心态，认为官吏有可能是“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有可能“藉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2年8月，河南本地著名官绅马乘风向重庆上书报灾，但因河南省政府报告河南无灾，并不能产生效果。稍后，驻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前赴重庆面见蒋介石，也曾报告过河南的灾情，蒋氏闻知后要李速去找何应钦，何应钦的回答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不难看出，河南灾情能否如实报告给重庆，重庆能否及时采取赈济措施，实取决于河南省政府对灾情的预判和报告。但非常遗憾的是，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直到大灾已成，才不得不承认河南有灾的事实。关于李培基的不报灾，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杨一峰晚年有过一段回忆。杨氏在1942年秋由河南省赈济会推举，同刘庄甫、任兆鲁一行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据杨氏回忆：“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迭经开会及向有关机关呼吁，中央始决定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两先生赴豫实地查勘，既经证实，始决定不但未满余额免征，并饬部队发余粮赈灾。但为时已稍晚矣。”杨氏还说，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杨氏还说，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曾因为军粮问题扣押了河南的财政厅长(彭若刚)和粮政局长(卢郁文)，其理由是：“我是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
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的于镇洲也有相似的回忆：“弟供职省粮政局，驻鲁山康庄，亦为灾情严重之区。弟为报灾事，屡向卢局长郁文建议，应速将真实情况转报中央，但均未被采纳。(民国)卅一年弟曾写有《灾荒下的河南粮政》一文，将实际灾况、面积、人民死亡及征集粮食数字，均作详细记载，省政当局未允发表。原文存粮政局档案中，弟亦未抄存副本，至今思之，犹觉可惜。……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于镇洲还说，洛阳军方曾将灾情实况报告给重庆，但因与省府报告相反，而遭到重庆方面的申斥：“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编辑按：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虽将灾情实况上报，因与省府所报不同，复蒙中央申斥，军政双方曾因此事引起极大的不快。”
李培基自己是怎么解释迟迟不向中央实情报灾的呢?刘恩茂晚年回忆说：“当张溥泉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察灾情时，……张厉生先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但李氏的这种辩解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据金汉鼎回忆，在中央派张溥泉和张厉生前往河南调查时，“李培基主席率领有关人员在赴会途中，告知专员李杏村向代表们说：‘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
河南1942年灾情图。红色表示灾情最重，黄色次之。白色部分是缺乏数据的日占区。
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很清楚本省粮食困境，但仍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上报
省主席李培基之外，影响重庆对河南灾情判断的最关键人物，莫过于河南省粮食局局长卢郁文。前一小节所引河南省粮食局秘书于镇洲的回忆，曾提到卢郁文与李培基一般不肯向重庆实情报灾;此非孤证，收录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档案中的一份名为《张光嗣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1943年9月27日)》的文件，也谈到了卢郁文的不肯实情报灾。该报告的调查者张光嗣“于(1943年)五月三十日自渝起程”，带助理一人、勤务二人，历时四个月，遍走“灾重各县”。报告说：
“河南去岁麦秋二季之平均收成，仅有一、二成，在豫居住之人均极明了，因去岁荒旱数月，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未丰收非丰年也，在洛阳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目睹各地灾象已成，且严重之程度出人意外，曾不避越俎代庖之嫌，竭力为灾民向中央呼吁。豫省政府报灾较迟，已不无遗憾，竟尚有邀功心盛之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等谎报灾轻，并闻该局长等曾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呈报上峰，该局长等主管粮政等事，中央自必确信无疑。……中央在万分困难中尚拨发巨款救济豫灾，诚令人感激涕零，不意不明大体之粮政局长卢郁文等在灾民奄奄待毙之际，仍分派委员严令各县逼迫人民缴纳征实征购。”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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