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左派”和“右派”的人们相互已经势成水火，和解无望了，双方都说话太多，白眼相向太多，怨毒太深。在这个多事的春天里，敏感的看客都已看出，许多事情突然发生，同此前邓小平的去世和此后即将召开的十五大有着密切关联。对于厉有为、刘吉、王蒙展开如此严厉的批评，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三个人特别坏，而是期望杀一儆百，或者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人一生目睹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心中明白，这些事情在1997年春天接踵而至，但却不是在这时才有的。它在1992年以后便在私下徘徊回荡，至少在两年以前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两年前的那个春天。那时候，加快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东西南北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中国开始弹奏改革的新乐章。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冯并说：“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突破已全面接近临界点。”这是来自政府的声音。经济学家也在急切地呼唤改革，有如吴敬琏所说，“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至于党的领导人，就更加情急心切。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12天，“详细了解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
其讲话的主旨，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坚定信心，正视困难，锲而不舍。从大局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的确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中国人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图为江泽民。
然而所谓“新路”，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有如冯并所说之“临界点”，也即专家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这正是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键所在，其情势有如18年前的人民公社。那时候经济局面几近崩溃乃至民不聊生，令所有美好的梦想都黯然失色，意识形态净化运动也不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亿万公社社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向人民公社制度发起挑战，历五年“拉锯战”后，包产到户席卷全国，人民公社的历史也就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发生，只不过，那一次是发生在乡下，这一次是发生在城里。从经济的局面来看，再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前后两次全都遭遇到国内保守主义者的顽强阻击。前一次他们说，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次换了一种说法，叫做私营经济“威胁国家安全”。
尽管不能像前几年那样随心所欲地使用党的报纸，但却仍然战斗不息，这让人们再次感叹他们的顽强。邓小平不是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吗?现在，他们正是要证明他们的说法有根据。党的宣传部门一向对舆论方面的异常动态反应敏捷，还命令所有属下媒体“守土有责”，绝不允许不符合党的方针的言论出现在报端，但那都是对付“右派”言论的经验，至于眼前这些理论，尽管危言耸听，却对其听之任之。这让这些人得到鼓励，在后来的两年中，开动一切机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把他们的意见拿出来，一个接着一个。第一个前面已经提到;第二个叫做《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然后《当代思潮》杂志总编辑又发奋写了第三个，叫做《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还有第四个，就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人们把前前后后这些文章连贯起来一看，就说“这是四份‘万言书’啊”。图为邓小平。
老实说，这些人的宣传工作干得的确出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弄成一副“在野党”的样子，或者至少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了。党的宣传部门不去阻止他们，并不意味着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因为，能够证明这些人的政治主张与党的既定方针不一样的证据太多了――至少不比他们尖锐批评的“右派”少。党中央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十五大上又说是“组成部分”)，他们说：“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党的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扩大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国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党中央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指导，他们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
党的领袖多次说，经济建设是中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干扰这个中心，他们说：“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严厉地指出，有一种“有相当的市场”的错误思想，也就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党中央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变，他们说：“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党中央主张对工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他们说：“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朱基说：“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他们说：“这样理解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朱基说：“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卡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江泽民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坚定信心。”他们说：“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快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他们的观点真是不少，尽管缺少想象力，但却无比犀利，刀刀见血。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只是觉得惊讶，惊讶之后不免有了新的感悟。“原来还以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见者’，”一个老资格的编辑说，“现在才知道，这些旗帜鲜明地批判‘自由化分子’的人，也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见’!”图为江泽民(右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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