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2500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1949年共产党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
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可是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毛泽东去世时，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全中国。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领导了那么久，现在谁来领导我们呢?”可现在，中国人还会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吗?老百姓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没有抽泣，没有眼泪，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非。
“他走了，总会有人来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这样说着，打开收音机，里面流淌出一首新的颂歌：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做灰烬的伟人。
他的亲属、生前好友、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图为1990年2月，邓小平、江泽民、李鹏、万里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
飞机载着生者缓缓着陆，卓琳走下来，步履迟缓，身上一袭黑色丧服是特别制作的，这证明她对这天的仪式万分珍重，但是她只用简单的几个字就把围着她的记者打发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普通百姓的智慧也许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在江泽民为他的恩师致悼词的时候，他们未在当场，只不过坐在遥远的地方，紧盯电视机屏幕，竖耳聆听，一下子就听到弦外之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
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采取安抚政策，缓和某些剑拔弩张的社会情绪，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中南海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但是这段话还是成为当时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之一。有人说，“左派”是今日我们国家中最团结、最顽强的一个政治团体，这是有一点道理的。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正在为邓小平的去世额手称庆，但是却有足够的事实证明，只要邓小平还在人世，他们就没有机会反败为胜。
他们是被邓小平指斥为“理论家”、“政治家”的一群人。过去这些都是尊称，很荣耀，自从邓小平1992年说了那些话，这称谓中就加了贬义，黯然失色。这些人本来都是异军突起的，青云直上，忽然间形势大变，仕途无望，只好改换门庭，纷纷投身到那些可以理解和容纳他们的地方。老实说，出现这种局面，实在不能怪“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争气。那一段时间，不少曾经最活跃也最出名的人，陆陆续续地，差不多都收到“不再担任”的通知。某人离开中央宣传部，某人离开了人民日报社，某人离开了国务院研究室，就连那个大人物也好长时间不出来号召大家“寻找毛泽东”了。图为邓小平与江泽民在十四大闭幕式上。
然而这些人并没有绝望。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之后，他们实际上生活得都挺不错，没有散伙，也没有像“右派”们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屡屡遭遇的那样，被下放到遥远的乡下或者边塞。想当初他们批判政治对手的时候，从来不会有丝毫怜悯之心，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算完事，现在看到自己虽然落在下风，却还能够安居乐业，就不禁在心里窃笑。他们在京城的某个地方待下来，养精蓄锐，搜集着“1992年以来”(这是他们后来公开的一系列文章里特别爱使用的时间短语)危害国家安全的种种异端邪说和危险倾向。
中国有个寓言，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的是失意者不要沮丧，得志者也不要张狂。这古老的智慧在今天正好给他们以鼓励。不错，他们失去了位置，失去了权力，但这正好可以让他们什么也不干，专门盯着那些干事的人。他们眼光天生敏锐，又有在政治角逐中化险为夷的丰富经验。过去五年里，他们就这样卧薪尝胆，苦苦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就如同一个优秀企业家总是能够在市场天地里找到制胜的先机一样。 “左派”这个称谓和它的实际含义，西方人是一定搞不明白的。因为在他们那里，“左派”都是坚持最激进的政治主张的一帮人，“右派”则趋向于保守主义。
在中国，过去也是如此，可是最近20年，情形渐渐反过来，“左派”成了坚持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代名词。1992年以后，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们跟政府携手合作的时候，“左”的人们却保持了距离。现在，世间已无邓小平，潜流涌到表面，形成新一轮纷争。公开的行动是由一个名叫冯宝兴的人引起的。1997年春天，他在最新一期《中流》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词锋犀利地质问《与总书记谈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本书是半年前出版的，数以万计看到它的人，都发现它的书名和它遭遇的“质问”一样给人悬念，因为它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同江泽民总书记有过一番面对面的交谈。而实际上，作者只是在凭借江泽民的公开讲话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出版者冠以“谈心”之名，也许想让总书记的思想看上去亲切可人，也许是在期望以此吸引更多的读者，当然也有可能具有商业方面的企图，所以如果有人说它名不副实甚至哗众取宠，都不算过分。不过，冯宝兴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政治的是非。他说此书“提出了一个不以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为必要条件的‘新社会主义观’”，是一个与党中央决议“相对立的理论纲领”。中国人多少年来习惯于把对思想的批判转向对人的批判。令人奇怪的是冯宝兴放过了书的作者，而将攻击矛头转向序作者。“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领导同志作‘序’”，冯写道。他不能理解，“对这样一部包含有与党的一贯主张相对立的书，为什么会受到这位领导同志如此之高的赞扬”。
这话口气还算委婉，也没指名道姓，但显然是在暗示，这个作序的人有可能是这一“理论纲领”的幕后策划者。读者看到这里，不免吃惊，因为那人的姓名在书上写得清清楚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此人身材不高，锋芒毕露，喜欢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既批评“左派”，又批评“右派”，善于在党的理论中掺进自己的主张，同时也信奉“我不赞成你，但我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这类纯粹自由主义的主张。自从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在1992年以后销声匿迹，他就成了北京意识形态舞台上一个挺活跃的人物，身边围着不少思想活跃、政治主张激烈的年轻人。现在半路杀出一个冯宝兴，让不少人都在猜测刘吉是否犯了错误。如果是，那就一定是“政治错误”。图为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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