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子谈父亲:退休之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图)

　　然而，1976年，万里再度被打倒，那时“四人帮”正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记者到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科学院等部委“蹲点”，列席党组会议。这几处，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所在的部委。在这些改革派中，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说：“‘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四大金刚’本来是贬义词，但到了老百姓那里，就成了一种褒扬了。当时老百姓纷纷评价，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被解放出来，1977年夏，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可以自由行动，但尚未公开露面。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1991年12月，祖孙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欢聚，共庆万里75岁寿辰。

　　“要吃米，找万里”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而这一点，和万里紧密相连。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政安徽。他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万伯翱说：“父亲到了基层，对当地穷的程度大吃一惊，他看到农民没裤子穿，孩子都藏在地锅里取暖，临近年关，却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父亲讲，《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放粮，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身边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一把夺过稿子，不听他们讲形式主义那一套，自己直接到农民家里去看。3个月后，安徽省委出台了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

　　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始疑惑很大：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么，“阶级斗争”这个“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对此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想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万伯翱说：“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父亲绝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还在提倡‘农业学大寨’，父亲却想，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学不起啊。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会议要求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是不去，叫下属去，万里还交代：“你去只带着耳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

　　不久，全国各地对安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有人说：“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也有人告诉万里，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群众拿着报纸来找父亲，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父亲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力排众议，才帮助父亲完成了改革。”万伯翱回忆，“当时父亲还跟母亲说，做好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小岗村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有民谣称“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现在被称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

　　1980年3月，中共中央调万里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万伯翱感叹：“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父亲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的经历，是他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跟我说，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吗，这就是一出好戏啊。”

　　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中央领导人中，万里算是较为长寿的。万里年近90岁时，读书、看报还不戴老花镜;走路很快，不用拐杖，也不用人搀扶;和别人谈话，思维敏捷，一语中的。

　　万伯翱说，父亲的养生秘诀是：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每个双休日，5个儿女再加上他们的孩子，都会聚集到中南海“含和堂”的四合院里，老老少少，欢聚一堂，叙说各自的所见所闻。此时，是万里最快乐的时候。

　　万伯翱回忆，父亲不止一次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我来说，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当权责任领导的有力支持。”因此，万里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

　　1993年9月，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组委会一如既往地给万里送去了主席台上的票和请柬，但他没有出席。万伯翱说：“后来电视上没有父亲的画面，还引来很多猜测，以为父亲身体不好等等。其实那天，他和一些朋友去北京平谷县农村了。”

　　此后不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式，按说万里应该出席，但他又没有到场。1993年12月26日，首都举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万里也没出席……“这些锦上添花的事，没有父亲也照常进行啊!也省得人家不好排座次。”

　　万伯翱介绍，父亲退休后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午饭后要睡上一觉，一般两点钟起床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比较高，牌友也多，老的少的都有。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唯独桥牌和网球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愿意当。

　　万伯翱还记得，2002年春节，他陪父亲最后一次去了广东，有点太阳西下、英雄暮年的意味。万里说他要跟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人民告别一下，之后真的就没再去过广东。

　　“整个春节在广东父亲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他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着父亲，

　　他们激动地拥抱。父亲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是老战友!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专门在李长春同志的陪同下，去看望了另一位改革开放的大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

　　这次广东之行，万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和弟妹及当地领导陪万里去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白发苍苍的万里手持鲜花在冷风中深深地三鞠躬。“我从未见父亲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万伯翱说，在他看来，父亲并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只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