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子谈父亲:退休之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图)

　　【核心提示】万伯翱回忆，父亲不止一次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我来说，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当权责任领导的有力支持。”因此，万里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

(万里晚年在网球场上 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载于：人民网《环球人物》 ，作者：刘畅

　　万里长子回忆 “父亲退休后有三条戒律”

　　1962年秋日的一个傍晚，北京东城区演乐胡同一个小四合院，万里的家中，聚齐了全家老小八口人。气氛显得颇为严肃，每个人都沉着脸，万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时不时发出抽泣声。

　　万里打破了沉寂。他看向儿子，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并不是不爱你。爱自己的孩子看怎么个爱法，是娇生惯养，把他放在暖房里头，还是让他到风雨中去锻炼，去吃苦?我还是决定送你到农业第一线去锻炼!”

　　这一年，万里18岁的长子万伯翱刚刚高中毕业，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万里，决定送他下乡锻炼，遭到全家人的反对。万里特别召开家庭会议，将全家老老小小召集起来，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40年过去了，如今的万伯翱已年过六旬，回忆当时的情景，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忆犹新。他说，父亲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一个深层的原因，是他对农民、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父亲还认为，年轻一代必须要到风雨中和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

　　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情感

　　对万伯翱的采访，就是从这段回忆开始的。“父亲没有想到，这一次家庭会议，这一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当了10年知青。一生最珍贵的阶段，都是在农场度过的。”万伯翱说，一直到他长大后，才真正理解父亲万里的性格。“父亲以身作则，一心为公，而且对下一代言传身教。他一生常常说的就是‘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

　　“父亲1916年出生在山东东平、泰山脚下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这里曾因《水浒传》名扬天下。当时，爷爷因为家里穷去当了兵，是阎锡山的部下，在临汾战役打日本时牺牲。父亲正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突然有一天，有人通知他这个还没成年的孩子去收尸，父亲深受刺激。这些特殊的经历，也塑造了父亲坚强独立的性格。”万伯翱说。

　　万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代，他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20岁出头就当上了地委书记，成为“冀鲁豫的三大才子之一”。万伯翱说，解放后，虽然父亲的官职越来越高，但他一生都忘不了自己是贫民的儿子。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走出3年自然灾害，处于经济恢复期。国家号召大办农业，万里响应国家号召，将长子万伯翱送往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万伯翱成为首都干部子弟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的第一人。当时的 《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父亲决定的事情，没有人能改变。奶奶最终也只能冲父亲喊一句：‘把你的皮大衣给他带上!别把他冻坏了!”万伯翱感慨，即便是这个要求，父亲也没答应。父亲笑着对老母亲说：“不能给。一毛钱也不要给他。你知道，就是要让他自力更生。不过，这个月的伙食费可以带着。”沉思片刻，他又说：“钱是不能给的。但是要看书和报，可以给。爸爸大力支持!”

　　万里又郑重地对万伯翱提出要求：“不要总想着回来，你要想逃跑是不行的，除非你逃到海外去，我管不着;否则你就算逃跑回到这个家的门口，我也不会让你进的!”

　　万伯翱见父亲把话说得这么绝，把路堵得这么死，也横下一条心，“死心塌地地听父亲安排，就这么去干给他看看!”临走时，从不题字的万里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为儿子写了两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万伯翱就这样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的行李卷、两本书，怀揣着第一个月的15元钱伙食费，上路了。

　　万伯翱说：“我走后弟妹来信说，奶奶和妈妈时常流泪，尤其是和我同年级又同居一室的二弟，常看着我睡过的空床位默默流泪不止。家人不知道我在那遥远艰苦的地方独自一人如何生活。”

　　自从万伯翱去了农场，从1962年到1966年，万里共给他写了十七八封信，是给5个子女中写信最多的。“父亲开始是担心我动摇，担心我当逃兵，因为那时的艰苦谁都知道。但后来他在信中更多的是关心当地农民的情况，每次写信必问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邓小平是父亲最尊敬的领导和战友

　　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中写道：“1981年，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与万里同志结下深厚的友谊。”“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谈起父亲和邓小平的情感，万伯翱告诉记者：“父亲从入党开始，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敏锐眼光、处理事务的辩证方法等等;而邓小平之所以信任父亲，也因为危急时刻，父亲都能够扛得住，出色完成任务。”

　　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新中国成立后，万里一直跟着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建设。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1958年组织搞“首都十大建筑”;邓小平“三下三上”，有两次是万里与他风雨同舟同下同上的。

　　“文革”时，万里因为性格耿直，从不服软，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被打倒。“文革”后期，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之中，四届人大后出任铁道部部长。万里面对遭受“文革”严重破坏的铁路运输事业，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短短3个多月，所有站段的运输堵塞问题基本解决。万伯翱说：“我听铁道部领导讲，父亲在任时制定的方针‘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一直没有过时，为以后铁道部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