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都坚强
父亲不说他文革中的遭遇。只是那时候我妹妹住校，另外文革结束后北大清算四人帮，有别的受迫害的人发言，专案组的罪行交待之类的，我们才知道父亲的惨。
但毛泽东时代也赋予了父亲坚强性格。父亲的外号“大炮”。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第二天晚上，收音机不停的播《人民日报》的社论《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父亲一言不发坐在沙发上，我们几个孩子当时都没判断能力了，听党的，父亲就是资产阶级保皇党，可是父亲从来不反党。那晚，一伙中学生跳墙入院，大叫“黑帮陆平出来”，父亲把他们放了进来，他们也没干什么。
这之后，父亲就被带走了。他们说父亲是假党员，他过去上下线联系的一个人，就是不肯证明，说想不起来了。父亲在生物楼被吊起来打得很厉害，打得大小便失禁。连续多少天不准他睡觉，用强光灯泡照射眼睛。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斗争”他，胸前挂块大牌子，坐喷气式飞机。在江西农场劳改两年，他就跟小卡好。小卡是北大生物系的一只狼狗。父亲被下过病危通知书，但他挺过来了。
全家都遭罪。父亲被专政时，母亲在送去的香烟里夹了个条子，写了几句话，“一定要经得起群众的考验”，结果被发现了。那天事情赶到一起了，妈妈成了“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的顽固分子，被隔离审查。哥哥陆征的同学来斗他，他一米八的大个子，年轻力壮，喊“打倒法西斯”。被用铁丝捆了，装进麻袋用马车拉走了。哥哥被打得脑震荡，昏死几次。他多少年从不参加十九中校庆和同学聚会，不能想起那些事。
家里就剩姐姐、我和妹妹，1968年，姐姐陆微徒步去山西绛县插队。走了一个多月，极其艰难。我去云南。北京家里就剩一个10岁的妹妹。学校让一个贫下中农大妈照顾妹妹，每周炖一锅白菜给她吃七天。后来她脑血管痉挛。任何刀子剪子、血、带刺的东西都不能看，看了就痉挛。吃中药，现在好多了。
我也一样，到现在也不能看知青的东西，看了就头剧痛，泪流满面，受不了。在云南，我一开始就要证明自己的革命性，从来不跟黑帮说话，但这个时间太漫长了。开始我坚信父亲一定会昭雪的，可七八年过去了，我有点扛不住了。
文革真的值得好好思考。全民族都跟疯了似的，完全失去理性。挺可怕的。就像季羡林说的，他最初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后来他认为人性本恶。我们的民族基因里透着些什么，个人崇拜走歪了，我们的斗争哲学，这些都要反思。
什么时候都相信党
父亲党纪观念特别强，他在北大工作时，毛、邓、刘、贺、彭的孩子都在北大读书，都是凭考分考上的。刘少奇的孩子从北大转学到东北，后来想再回北大，父亲愣不同意，要他们按程序走，再经过一次考试。根本没有走后门一说。
邓朴方跟我说过，“那时候一到逢年过节，你父亲就把我们几个高级干部的孩子召集起来，教训一番。”年年开个这样的会，要他们和工农的孩子一起。
我们家孩子从小都是自己洗衣服。公家的信封信纸都不让我们用，公车没坐过。建国后几十年，母亲和父亲的出行路线一样，但从没搭过他的车，每天坐公共汽车上下班。1971年，母亲才51岁，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一年多，后来慢慢能动了，看病都是自己搭公交。有一次还被别人挤下车，摔裂了尾骨。去世的当天上午，她去医院看病也是乘公交车去的。
父亲从来不反党，永远信任党。1958年，他去浙江考察，对大跃进有点怀疑和看法，但居委会上门让大家献铁，他还是很积极。他觉得，对党的路线有看法，可以在组织会上提，但是行动上不能和党不一致。
文革后父亲带我去看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萧克。文革中父亲的党籍都停了，我是走资派黑帮后代。但我憋着一口气，坚持说我就是共产党的后代，表现很好。当地老百姓很纯朴，就看你这个人怎么样。所以对我还好。有一天听说上头来人了，就是萧克，要开会，通知我去。我没怎么在意，那时成天干活，衣服也脏脏的。坐在会场角落里，觉得这个会跟我没关系。有人同情我，就向萧克反映，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人，第一张大字报打倒的黑帮的孩子，人表现不错，申请入党，能不能让她入？
他看我的目光特别凄楚，战友的孩子就在眼前，他却爱莫能助。他看着我眼睛，说，你长得真像你母亲。我也不知道在根据地的时候，他常和母亲见面。他又说，党是有政策的，无论家里成分如何，重在他本人的政治表现。文革中的患难之交，特别让人感动。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眼光，那凄楚，刻骨铭心。我现在有时还去看萧克的爱人，她也是知识分子。
父亲和萧克谈得来，其实他们级别差得挺多的，但萧克是军中的文人，书香门第，父亲是知识分子，他们有共同语言。
什么时候都敬畏知识分子
父亲非常尊重知识分子。我家住在燕南园时，父亲一再嘱咐我们，咱们的邻居都是泰斗级知识分子，他们要做学问，一定要安静。他在北大那种情况下，还增加了生物、物理、计算技术、西班牙语等十多个学科，建了十三陵等几个理科教学基地，办了北大附中。他一个想法就是搞科研。他总认为学校应该安静、是读书的地方，那些年北大起起伏伏，连绵不断的运动，对教学冲击太大。父亲一直是教育救国的思想，他闹革命的时候，华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1936年在北大读书时，他去樱桃沟参加军事夏令营，刻了“保卫华北”四个大字，那块大石头至今还在。教育救国在当时不行。到了和平年代，就应该发展教育。教育救国的思想在父亲那里根深蒂固。这观点他没法说出来，但他深受这个影响。他说把北大变成世界一流大学，要赶超莫斯科大学，不就是发展教育吗？当时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明确反对。他是想保知识分子的，但无能为力。
1958到1959年，马寅初被批斗，家里贴了不少大字报，哥哥当时读小学，好奇，也跟同学去看热闹，回家后父亲非常生气，训了一大通，命令我们谁也不准去马家捣乱，也不准写大字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别的不准做。
父亲特别希望我们读书。读书是我们全家的一块心病。四个孩子没有一个是正规大学教育出来的，没有满足父亲的期盼。
我文革中参加过一次考试，就是张铁生那一年。我作文本来很好，在学校老师都当做范文的。考试时作文写到一半，突然想到，我一个黑帮崽子，怎么可能让我去读书。一下子心情全毁了，一个字都写不下去，我用钢笔在考卷上戳了六个点，没再写了。就这种情况下，我分数还算靠前的，被录取到重庆大学还是成都大学的桥梁隧道专业，学校招生的时候，发现我是教育界的黑帮子女，就以“可教育好的子女”身份让我上学，我不干，我坚信我是共产党的后代，军代表劝我，管它什么身份，先上学再说吧。我说不，我就不去。我哥哥也是。他也以“可教育好的子女”被录取到一个大学，也放弃了。
我知道我们是被毁了的一代，但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考的。后来我考到北大分校――我跟你说我父亲的心愿。他的记忆力特别强、反应特别快，是家里遗传。可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反应不行，人都呆呆的，木木的，成天不说话。我北大分校录取通知书来了，父亲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木木唧唧的，就说，“我们家也有大学生了”，连着说了三遍，就那么一句话，多一句话没有。他就希望我们读书。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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