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北大前校长:文革前期闯将被打倒后很惨(图)

　　[导读]文革结束后，父亲带我去看过几个人，其中就有他。文革就是这样，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左得很，对老干部很厉害。后来自己也被打倒了，很惨。所以文革的事情特别难说。

陆平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作者：陈洁，原题：父亲是知识分子

　　陆平：1914－2002，吉林长春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入北京大学，曾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担任晋察军区政治部主任、华北野战军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后历任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文革后任航天部副部长。

　　采访手记

　　几乎每隔十来分钟，就有电话或来人打断我们的讲述。我没想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老总居然有这么多事，也没想到陆莹在回忆的痛楚和现实的干练之间切换，居然很自如。

　　陆莹穿得非常职业化，而且显档次。她快步走向办公桌接电话时，高跟鞋“嘣嘣”地磕，香妃烟色的套装有飘逸之风。坐下来谈话时，她双手交叉搁在膝头，上身很分寸地前倾，侧坐，双腿并拢，或者文雅地架着腿，一切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一丝一毫都符合礼仪。

　　但她还是几度“失礼”了，泪流得太多的时候，人会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她飞快地擦着泪，想继续谈话，但努力失败了。她干脆用面巾纸掩了面，啜泣。我猜，这个力图体现优雅风度的女人本来是想号啕大哭的。

　　什么时候都沉默

　　我父亲进北大时，北大的右派基本上已经划完了。但当时中央还要加强党的领导，要补划右派。他就是那时候去的，周总理跟他谈，跟他说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一个是外交部。他对外交部兴趣不大，因为他的外语已经扔了很多年，那时候中国又封闭，很少跟洋人打交道。他选了北大，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是北大毕业的。他在北大读书时，主修教育学，副科是语言学。另外，我姑姑一家都是搞教育的，对父亲来说，教育救国的思想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父亲去了后，要继续反右倾，父亲觉得右派都划完了，还要补右派，很为难。他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了这个意思，但当时党内一个高层说：“你要是认为北大没右倾，你就是第一个右倾。”我不能说这人是谁，因为他后来也很遭罪。文革期间有一次，父亲看见厕所的水泥地上，躺着一个人，就是他，打得特别惨。所以父亲坚决不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带我去看过几个人，其中就有他。文革就是这样，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左得很，对老干部很厉害。后来自己也被打倒了，很惨。所以文革的事情特别难说。

　　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一直沉默了36年，也不准我们写。他总说：“不能写，写了也没法发表。”又说：“让社会和历史去客观评价吧”。“一个人默默来到人世间，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也就够了。”

　　后来是因为批马寅初的事，一个电视剧说父亲和康生一起害马寅初，父亲觉得特别冤，他都已经84岁，还受这不白之冤。这件事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名，当时重点批的是马寅初的团团转，捎带着批他的人口论。父亲在中宣部也说了，马寅初是北大校长、民主人士，让北大党委组织批他不合适。为此他还受到了批评，但到底没有进行全校的批评，只在系里由北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会开会批。

　　后来李海文约父亲谈文革，他就意外地答应了。一来李海文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在父亲看来就是组织行为，二来海文父亲是文革前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文革中被逼自杀了。为了准备这次谈话，父亲用两个月的时间查笔记、列提纲，列了9个大问题，计划每个问题谈一小时。2001年终于谈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太刺激，两天后他就住院了，后来再也没计划完成拟定的谈话。他到最后也没有把要说的话说出来。

　　父亲晚年私下里说过一句话：“我顶不住。”他真的扛不住，那时候真的很难说话。是全党路线的左，大家都很左，包括我父亲，他有没有左的地方？也有的。你说他当时思想认识有多高，也没多高。有些事情他也许想到，但不可能多深。那个年代的人对毛泽东、对党绝对没有怀疑，“反右是不是反错了？”他不可能这样想。只是从工作上考虑，就是犯愁，学校划了这么多右派，以后怎么开展工作？父亲只是在这个层面上考虑，没有往更深处想。

　　八届十中全会上说阶级斗争还要天天讲、时时讲。他心里有点犯嘀咕，共产党都夺取政权了，还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吗？但是我很难说父亲的嗅觉敏锐。1964年春节茶话会，毛泽东请了16人，其他都是高层，级别低一点的就蒋南翔和我父亲。一个清华一个北大，“学制要缩短（那时大学学制有的5年有的6年），教育要革命”，教育方面左的东西，都是从这次座谈会开始的。“瓦特没上过大学也发明了电灯”就是那次讲话时说的。

　　那次清华和北大都有一个汇报。毛主席对文科、对北大更感兴趣。他对北大的教育不满意，而且已经明显流露出来了。可父亲绝对没想到在教育文化领域会爆发那么一场他首当其冲的大革命，万没想到会来一场急风暴雨的革命，把那么多人打倒在地。善良的人万想不到政治的残酷能到这样的程度。父亲去过延安，知道过去的一些事，但总的来说不是很了解。

　　现在大家说北大批这批那，但他没办法，他尽量做了些缓冲，但很多时候抵挡不住。毕竟很多人受了冲击，有的耽误了学业，他们对我父亲有意见和看法，这也正常，可以理解。不管他个人认识是什么，他在那个位置上，必须要执行党的路线。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执行者。

　　比较起来，当时北大的步幅比人大慢多了。读人大的根本没上两天学，都在搞运动。我父亲还老压着要上课，老想增加课时，老想开展科研，那些年北大发展了很多新的学科，成立新的系，中央对我父亲是不满意的，他正好夹在中间，两头很难办。他往上要牵扯多少人，往下不能推卸责任，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文革后很多年父亲不能去北大，见到未名湖就难受，是挨打挨批斗的地方。受不了这刺激。但北大百年校庆时，他一定要去。当时他小便不能控制，是带着尿不湿去的。他心里真的憋了很多话要对北大说，但说不出来。他对北大很有感情。有一回我跟他说，我一定要给你写一篇文章，把你在北大的事写出来。当时父亲的泪就流下来了。他一句话都没说。没过几天他就去世了。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