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到过延安。因为抗日战争,一起扛过枪的战友与“中国人民”结缘。一批苏联志愿航空员曾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后来,这个航空队的队长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比军人更多的是医生。除了人尽皆知的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印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根廷、美国、英国等国均有医生来到中国的战场救死扶伤,并结下友情。还有一个老友群体是外国记者
革命年代结束后,在国际舞台上能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多成为判断是否老友的标准,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侵略是辨识的依据,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老友多是这段时间结下。不过,倘若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或是能在国际社会正面宣传中国的建设成果,那么即使是拥有“不友好国家”国籍的人,也能被视为老友。图为:1976年4月毛泽东会见时为埃及副总统的穆巴拉克
在1970年代的建交和恢复邦交浪潮中,几乎所有为外交正常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政要和民间人士被悉数列入老友群体。倘若是像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这样坚决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领导人,则更被视为亲密朋友。从1987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增添了一个新群体——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图为:2006年法国希拉克总统在北大演讲。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政府不吝给予高度礼遇。高级领导人的会见和宴请是一种常见的款待方式。即使是导演伊文思、英国作家韩素音这样不具行政级别的文化界好友,只要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友情足够深厚,也能够与中国领导人聊天、吃饭。图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金大中。
自2003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短语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频次骤减,从每年50次左右降低至20次左右。在张清敏看来,老友之称使用的减少反映了外交策略的调整。“随着中国外交不断走向务实和国际化,越来越符合外交规律,‘老朋友’这种称呼的意义也就逐渐淡化了。”图为:1978年访问新加坡时邓小平与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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