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案值与级别不同 逃亡目标国各异
上述央行报告指出，这些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于北美、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具体来说有三个方向：
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我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
案值大、身份高的腐败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国家证件的，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
有相当多的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利用香港世界航空中心的区位以及港人前往原英联邦所属国家可以实行“落地签证”的便利，再逃到其他国家。
据了解，目前在美国、澳大利亚等中国贪官喜欢聚集的国家，已经有华人专门开公司为贪官提供“一条龙”服务。他们利用当地法律中的漏洞，和所在国的律师进行合作，为贪官们办理从购买房产、到洗钱、再到取得合法身份等全套服务，不过收费也相当高昂。据知情人士透露，许多律师只要一接案子，就要先收 5000美元，此后收取的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六、解读：抓回出逃官员难度有多大?
自2000年来就一直关注反腐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要在国外过上比国内更好的生活，必须有雄厚的‘黑金’做保障，不到一定的数额级别，他们也不会选择出去。现实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不少贪官一人就卷走几亿元，规模相当大。这是中国腐败形势严峻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
据南方新闻网报道，广西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学者郑明怀将贪官逃亡的原因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主动的、有预谋的。“逃亡
为什么贪官总是能外逃成功?郑明怀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出逃的机会太多。外逃的前提要有护照，但对他们来说，办几个护照根本就不算问题，也不需要自己操什么心。目前中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机会非常多，成为‘干部福利’，有些贪官正是利用这些名正言顺的机会外逃，杨湘洪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的。”
被悬赏20万元人民币通缉，2002年已经外逃的云南省原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等至少3 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与之对应的是，近年吉林、湖南等地已爆出数起公安机关参与倒卖护照的丑闻。
其次是一些国家非常希望中国的腐败分子出逃到他们那里，并积极为中国贪官提供各种便利。”郑明怀说，“目的地国家的纵容助长了外逃贪官的气焰：为企图外逃的贪官在案发之前或之后转移财产提供条件，使他们在出逃后有足够的生活来源;中国贪官拥有大量的财富，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逃入国的消费;还有些国家希望把贪官们培养成反华势力。一旦中国希望引渡这些贪官回国，这些国家就会向中国提出各式条件，将贪官作为交换的筹码。”
国内外媒体不断披露：在美国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等地，经常可看到住豪宅、开靓车的中国男女，他们结成自己的圈子，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行踪诡秘。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贪官二奶村”和“贪官子女村”，可见外逃贪官之嚣张。
“再者是国内利益集团中有人帮助贪官外逃。任何贪官的背后都会牵涉不少人，出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更高级别的领导。”郑明怀表示，“贪官外逃，案件就查不下去了，背后的贪官也就挖不出来了;于是明明知道有人要外逃，也不加以制止，更不会向相关部门通报消息，对其外逃的准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还暗中相助。”
目前，中国对待外逃官员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引渡;二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缉捕;三是在两国之间开展区域性的刑事司法协作。其中“引渡仍然是最正规和高效的追捕外逃官员的途径”。
想抓回贪官的难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目前，中国只与全球3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罪犯的条约，这些国家里并不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3个中国外逃官员的“潜逃胜地”，欧洲国家也只有4个与中国签订条约。
“逃到加拿大的赖昌星，一直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而打官司，而且不断获得成功。” 曾经办理过褚时健、李嘉廷等众多官员腐败案件的律师马军说，“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期至少有10年，这样就会使许多案件变得遥遥无期。”
“贪官涉及的金额越大就越难引渡他们，除了他自己能够请律师周旋，另外司法引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经济成本太高了。”加拿大的马先生说，“还有一个关键，一些西方国家总认为贪官们被遣返后会遭遇酷刑甚至被处死，或者受到政治迫害，出于人道正义考虑不愿意主动处理这些问题，这也使遣返变得更加困难。（综合人民网、新华网、南方新闻网、中国经济周刊、瞭望东方周刊等报道）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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