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莹在北京等政策等了七年,女儿一直无法取得在北京参加高考的机会。面临即将到来的高考,崔莹“没地儿说理”。摄影 商华鸽.
2011年3月23日,一批外地来京家长到北京市教委,呼吁放开学生异地高考。图/IC.
崔莹知道,她和女儿在进行一场赌博,她没有像其他家长那样,在升高中时,把孩子送回老家。她赌,女儿高考时,政策能够松动。
现在,离女儿的高考,只剩下200多天,崔莹说:“我愿意用自己一条命,换一张北京的考桌。”
最残酷的赌注
崔莹一度以为,自己终于赌赢了。
8月31日清晨7点,80多岁的姑姑打来电话:“快看新闻!”她手忙脚乱地打开了电视――早间新闻里,正播放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的报道。文件里强调,各地要保证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之后,在当地参加升学的权利。
一整天,她在电视上看了五遍重播。
崔莹是黑龙江人,来京工作十年。七年前,她把女儿暖暖接到北京读书。初三那年,孩子并没有像其他随迁子女一样回到老家,而是在北京参加了中考,升入了一所北京的高中。按照当时的政策,即使读了高中,孩子也没有资格在北京参加高考。
“我们想等一等政策。”崔莹说。
前不久,正在备战高考的女儿,偷偷借同学的手机上网搜索过,低落了好一阵:“还没出政策,我是不是没希望了?”暖暖没有手机,家里的网线也早就藏起来了,崔莹不想让女儿知道那么多。
好消息等到了,这位母亲却不敢告诉女儿。没有最确定的消息,她怕刺激女儿。
很快,她便遭受当头一棒。
学法律的同学读了《意见》后,分析道:“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原则上年底出台,还要进一步摸清底数――说明这仅仅是个框架性的文件。即使到时出台了,落实执行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
9月6日下午,一位与教育部领导私下交流过的记者打来电话:“我把您的情况说了,这位领导之后非常明确地告知,(您的孩子)今年是不可能了。两年之内都没有机会。”
崔莹眼前一黑,当晚一夜未眠,偷偷哭到了凌晨。
可第二天,另一个记者告诉她:“跟据可靠消息,您的孩子各项条件都符合(标准),今年的希望很大。”
“我不知道该信谁的了。”这位个子不高的46岁妇女一脸憔悴,她说自己如同“等待着赦免令的死刑犯”。
不是每个记者都同情她。9月初,北京电视台一名记者,打断了她的讲述:“担心不能高考,你让孩子出国不就行了么!美国不行,就去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啊。”她指责崔莹不早些把孩子送回老家去。
崔莹何尝没有考虑过这些情况,可总有些希望鼓励她等下去。
2005年,暖暖还在上小学,崔莹考下了会计师证,在北京一家企业当上了财务总监。她拿到了北京的“绿卡”――工作居住证,只有7%的在京外来人口能够获得的资格。
“购房,子女入学,社保,都可以享受北京市民待遇。我的孩子至少可以在北京读完高中。”崔莹话里透着自豪。当时办理证件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大概过三四年,她甚至有机会获得北京户口。
2009年,暖暖升高中时,报考了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简称“民大附”)的志愿。这是北京唯一一所面向全国少数民族生源招生的高中,考入这里的孩子,可以在北京直接参加高考,而不用考虑户籍问题。对于这个朝鲜族家庭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就在同一年,上海公布了新的户籍政策,拥有7年的工作居住证和中级职称,并纳税、社保7年的非沪籍人口,可以获得上海户口。“当时考虑一番,既然上海都放宽了,北京也快了吧。”就这样,崔莹决定赌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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