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想成为一个医生是极难的，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行。但一旦成为医生，就有丰厚的薪资和很高的社会地位。不过，社会对医生的要求很高，对于医德特别重视，一旦有违背医德的事情出现，就很难在业界立足。以美国为例，如果医生违背基本的人道主义观念，就会被取消医生执照，他就彻底完蛋了。在中国，大家都知道了，不用老萨多说。
协和的官僚主义
事实上，到朱令确诊前的这十来天我主要是在外面跑，而他们则一直经常通宵看邮件修改程序。
有这样的同学和陈耀松这样的老师，是我一直为北大而骄傲的原因。之后我如一般中国人一样，开始找关系。我被母亲的带着找到了卫生部退休的老副部长，一位和蔼的老人。她听完我的诉说后，马上给协和的副院长打了电话，大意说这个女孩的病好像协和也很重视。现在有群年轻人用了新科技手段跟国外的专家有联系，打了一些资料供医生参考，绝对没有干扰治疗的意思。
之后，老人让我直接去找那位副院长，我还记得她告诉我副院长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当年有个工人掉进粪坑窒息，现场急救设备不够，现在的副院长当时的年轻医生自己用嘴把粪吸出来救活了工人。大概也就在13、4号，我们有了一定的邮件积累，上面猜测了各种可能也提了一些检查建议(说实在的，我们几乎看不懂)。我给朱令的父亲打了电话，其他情节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是记得我怯生生地提到铊中毒这个可能时，他轻轻的笑了，说这个可能协和早考虑了，已经排除了。应该在15、6日，我们将朱令父亲那里听来的答复和找到的医院的一些诊断说明翻译成半通不通的英文发了出去。然后我打印了一些明显是医生写的邮件，带到了协和找到了那位副院长。
他很耐心(虽然事后想起来，他应该是不耐烦的在接待一位找了关系试图瞎给建议的病人亲友)的接待了我，然后给ICU的主任打了电话让他接一下材料(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找神经内科的主任而找了ICU的主任是个巨大的错误)。
协和医院的官僚主义给这个年轻人上了人生的第一课。他在ICU病区门口空等了一天，没有见到这个主任，除了几个年轻大夫，没有人愿意看。
贝只好将这些情况告诉朱令的父母，朱令的父母一再要求院方检测是否是铊中毒。但他们多次得到院方通知，铊中毒的可能已经排除。
贝回忆道：那天应该是18号，我拿着材料在ICU病房外面等着主任，朱令的舅舅进去问他是否能接受一下材料，他答复太忙等会。我一直站在门口耐心的等，估计这位主任是完全不想收到材料，他一直在病房跟人谈话，在我因为腿酸刚走到远处的长椅休息，他就一个健步冲进厕所，然后又迅速冲出继续在病房跟人谈话。我等到了中午，朱令的亲戚再进去说了一次，结果比较明确就是说资料对他们没用不要。
我充满挫折感地走出了协和的大门，我还记得那天在院子里我看着阴沉沉的天空，不知怎么愤青的情节发作默默地说了句“我能打败你”这时在美国那边和我们联系的人，经过一周的沟通已经开始出现比较积极的群体。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在美国学习远距医疗的中国留学生李新，还有一位曾经在美国驻华使馆当过医官的JohnAldis。他们联络了一些美国比较权威的医生来看这个案子(我就记得有一位科罗拉多州的医生，好像是个医院的副院长，似乎在毒物研究方面是世界级的权威，协和的医生后来听到都非常尊重)。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不幸的情况，由于我们发出邮件说明协和已经排除铊中毒和重金属中毒，这些医生又属于对协和比较熟悉的，于是相信了协和的判断，注意力主要在研究其他可能。好在我因为英语不好，留下了我妈妈的办公电话(她当时在做外事工作)。有一位纽约的医生打电话给她，唠唠叨叨地说就是铊中毒，我妈妈问我，我告诉她已经排除了(包括排除了重金属中毒)。感谢那位医生孜孜不倦和也许有些歧视中国人的精神，他过两天又打来电话，我母亲据此告诉他，他在电话里暴跳如雷，扬言根据他对协和的了解协和根本不可能有全套检测重金属中毒的设备，质问是怎么排除的，然后又说了一大堆没有仪器如何可以从指甲等等一系列表征加强铊中毒怀疑的观察方式。
这时大概是20号的样子，我被转达了这个电话后只能再次给朱令的父亲打电话，询问协和到底是依据什么排除的铊中毒，强调那位纽约客的质疑。过了一天，朱令的父亲告诉我说协和没有化验，因为没有设备，排除是因为症状不像。这个消息被我们发出去后，邮件通信一片混乱，美国那边陷入了喧哗之中。有人提出各种土办法帮助确定诊断，JohnAldis和其他一些医生则在帮忙想办法要去香港化验。Aldis好像直接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协和ICU的主任要朱令的血样尿样等，说明已经找到机构愿意出资可以空运到香港检验，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医院规定不得把病人样本拿出去)。
朱令的父母不死心，他们通过热心人得知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的陈震阳教授可作做铊中毒鉴定后，在一位好心的协和医生的暗中帮助下，取得朱令的尿液，脑脊液，血液，指甲和头发，于1995年4月28日来到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进行检验。
当天，陈震阳教授即出具了检测报告，认为朱令的两次怪病实际上为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后朱令体内铊含量远远超出致死剂量，并认为朱令不是自杀，就一定是有人蓄意投毒。
同时陈震阳教授第一时间建议，朱令应该立即服用普鲁士蓝解毒。
贝回忆道：朱令的父母这时也开始在本地找办法，但同时听说协和拒绝提供给家属任何朱令可供化验的样本。终于在25、6号找到了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的陈震阳教授得知他哪里可以做。还是在协和一位冒着风险打破规矩的年轻医生的帮助下，朱令的父母取得了朱令的血样、尿样和头发样本送了进去。28号中午，我正送女朋友去机场参加她的工作实习，呼机响了，打电话过去是朱令的父亲，一个低沉悲哀的声音“确诊了，是铊中毒，超标几百倍”。
等到我傍晚回到宿舍再通电话，得到的消息是协和对此没有经验，希望：1、协助找到广谱抗毒药物“二巯基丙醇”，因为协和没有或者是只有几支2、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治疗办法3、预后不乐观，铊中毒对神经系统损害极大，国外是否有经验之后连着两天我们宿舍的同学基本上每天工作20小时，有的在检索以前邮件里有用的信息，有的负责和国外联系，我和吴向军跑到清华找朱令的同学求援希望翻译一下邮件找出有用的信息，那是五一前的一个下午，我们听说朱令所在的物化二班在上课我就先回来留下吴向军在那里等。
晚上他回到宿舍怒气冲冲地说：这是什么变态班埃原来他等到两名物化二班的女生，说明来意后这两位同学居然说“我们明天都订好了五一出去旅游，实在没时间翻译”，然后他又找其他同学被领到了那位后来替嫌疑人辩护非常积极的物化二班的团支书那里，当时他带着吴向军找了辅导员，态度倒不错，然后吴反复叮嘱说尽快翻译一定交给我们处理，综合意见后交给协和，他们满口答应。(后来我们再也没见到这些邮件，据这位支书多年后宣称他们直接转给协和了，但朱令的家属从未从协和听说过此事)美国那边的答复很快就回来了，二巯基丙醇不是对症的药物，应该用普鲁士蓝(对，就是那种染土布的燃料)，这时协和的态度很友好，有位年轻的医生直接和我联系，问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普鲁士蓝的浓度多少合适、是否可以加甘糖醇等(不知道这些名词我是否记错了)，我在询问他英语沟通没问题后，直接把电话给了美国的医生，好像告知了越纯越好，也可以加甘糖醇用于减缓什么病人的不良反应。之后在李新的帮助下，把朱令的一些脑部及神经系统的X光(或者CT)穿上了加州大学的服务器，协和的医生和美国的医生通过电话会议共同讨论了朱令的康复治疗。那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Internet远距医疗部分变成了现实，但是我们中的任何人好像都没想到靠Internet可以发大财。
后来的一封邮件里，那位科罗拉多州的著名医生写到“我太相信我协和的朋友了，我不敢想象他们怎么会未经化验就排除了重金属中毒，我有罪”之后我们才听到，协和神经内科的主任曾经怀疑过，但一方面因为朱令是被人在94年12月和95年3月两次投毒，出现两次症状高峰，想不到这点的会认为不符合一般中毒症状。另一方面清华写来书面证明说明清华没有铊盐，加上医院没有设备就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结果去拿回普鲁士蓝的又是热心的贝志城。因为之前朱令医疗费已经花费十多万元，这在当年可不是一个小叔子。贝认为此次购买普鲁士兰这种救命药，至少又要花费数千元。他带着仅有的1000多元人民币战战兢兢的去买药。让他无语的是，这两瓶药(其实是工业染料)仅仅花费了80元。而80元的药，居然瞬间将朱令救了过来。
4月28日朱令开始服用对症药普鲁士蓝，服用当天，血液中的铊离子浓度开始下降，这是朱令到协和医院求诊的第50天，一个月后(一说10天)，体内的铊被排出。但是，由于铊离子在体内滞留的时间太长，朱令的神经系统遭到严重损害，尤其脑部神经伤害极为严重，他的视觉几乎完全丧失，肌体功能也受到严重损伤，且仍处在昏迷中。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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