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群逼他摹仿林彪字体
摹仿领导字体签批文件,历来是秘书人员的大忌。然而,在毛家湾,竟然会发生林彪和叶群要求秘书摹仿领导字体的荒唐之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林办”文件的收发量越来越大,林彪的批件也随之增多了。林彪的批示,例如“呈主席阅”、“同意”、“呈主席批示”等等,过去都由林彪亲笔签批。他喜欢用一种特制的绘图用红色油笔,字体奔放,线条粗犷,特别是“林彪”两个字,他往往写得比鸡蛋还大。对林彪来说,这本来是件不容推托的事,但在叶群的鼓动之下,他也要秘书人员代劳。
1967年初的一个中午,张云生给林彪讲完文件后,叶群对他说:“首长最近批给主席看的文件太多了。不批不行,批多了,他又好出汗,出一次汗就是一场病。能不能劝他少批一些字呢?”张云生说:“这话只能由主任去说。作为秘书,首长要批什么,我们不能劝阻。”叶群说:“那倒是。但是能不能想个办法呢?我看你们学一学首长的字体,除非特别重要的文件,一般由你们代他批个字就可以了。”张云生说:“这恐怕不合适。何况首长的字体很独特,我们怎能学得像?”叶群说:“我看行。他常写的字就那么几个,容易摹仿。这个事,我看老张你就干吧!”张云生推托说:“我不行,我写的字,自己都不愿意看,怎能仿好首长的字呢?”叶群说:“我看你准行。这样的事非同小可,我信不过的人,还不放心让他干呢!首长的身体不好,从照顾他的健康出发,叫他多活几年,你们还不高兴吗?就这么定了,你学学看。”张云生只好答应说:“试试吧,我不一定行。”
过后,张云生把林彪批过的字都用软纸复写下来,然后学仿。仿了几次都不像,秘书们看后都哈哈大笑,说:“这哪像首长的字体?这是典型的张体!”又经过几天,仿得有些像了。但张云生的心里总不踏实,想推掉这个差事。于是,他故意把头几天歪七歪八仿林彪的一些字送给叶群去看。叶群失望地问:“不能仿得再像一些吗?”张云生笑着摇摇头:“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还是选的比较像的几张,其余的更不像样。”叶群也笑了:“实在仿不像,这不怪你。”张云生如释重负,从此再不受仿字的折磨了。然而,此事并未罢休,原来叶群另寻替身了。保密员小李因写得一笔好字,又比较单纯、老实,叶群就把仿字的任务交给他了。小李年轻,经叶群几句表示“信任”的话引诱,仿得挺积极。这个青年也确有仿字的才华,没有几天的功夫,他仿林彪的字,就连经常和林彪打交道的秘书们也难分真假了。
张云生感到,此事让一个年轻人去干也不合适。一次,叶群到秘书办公室来,张云生和于秘书带头提出了这个问题。其理由是:这样做,将造成中央档案的混乱。于秘书也说:“真弄乱了,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你们承担不起,我也承担不起。不过我请示过首长,是首长批准的。”叶群说完,硬拉张云生和小李一起去与林彪对质。
“一零一呀,因为怕你出汗,叫小李学仿你的字体,这样,只要你交待怎么批,就不用亲自动手了。这是不是你同意的?”
林彪说:“是我同意的,怎么了?”叶群说:“没怎么,你说是你同意的就行了。”
叶群把张云生和小李拉到走廊,说:“怎么样?你们都听到了吧!真是首长同意的。没有首长点头,我不敢那么干。你们不要以为什么事都是由我当家,我才当不起这个家呢!”小李显得挺高兴:“只要首长同意,我就不怕什么了。”
事后,张云生提醒小李说:“为了将来少找麻烦,你还是私下备个案为好。”
在“林办”值班
到“林办”工作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张云生渐渐摸到了一点“规律”:林彪这个人,整天沉默寡言,叫你摸不着头脑;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重视,因此对一些琐事也不计较。叶群这个女人比较难侍候。你有事不报她,她责怪你“封锁”、“误事”;如果告诉她,只要她心不顺,就会以各种借口叫你难堪。
一天下午,总政治部肖华主任来电话找叶群。张云生说叶群正在休息,希望他过一会儿再来电话。肖主任说事情紧急,拖了会误事。张云生便通过内勤叫醒叶群,接通了肖华主任的电话。事后叶群把张云生训斥了一顿:“张秘书,你是叫我们活,还是不叫我们活呢?”叶群继续说:“肖华来个电话,你就把我叫醒,我一天忙得要死,连午休一会儿都犯法吗?”
“肖华说他有急事,我才让内勤叫主任的。”张云生解释说。
“有个屁急事!”叶群挖苦说,“我知道,你们当秘书的也难。人家是堂堂的总政治部主任,你们怎么敢得罪呢?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林办主任,算不了什么。”“我们今后一定注意。”张云生也学乖了。
从此叶群规定:今后在林彪和她休息时,除了毛主席和江青外,不管什么人来电话,不管对方说多么急,都必须等他们起床后再报告。
很快问题就来了。1966年11月的一个深夜(此时林彪已从大会堂搬回住地毛家湾),张云生正在值班,接到南京军区张才千副司令员的紧急电话,说有急事要请示林彪和叶群。张云生说:“首长和主任正在休息。您有什么事,可以对值班秘书说,我作好记录,等首长和主任起床后立即报告。”“那就等不急了。算了!”对方不高兴地放下了电话。
过了几分钟,张副司令又来电话:“张秘书,我把情况对你讲讲,你看不找林副主席能行吗?”原来,是驻浙江某部的一个连队,全副武装,不经请示,胁迫一名部队首长带他们到南京军区来,非要抓走军区的一名科长不可。张副司令气愤地说:“我们是部队,这样干怎么行呢?都这样不就乱了吗?你说这事急不急?”
张云生说:“确实急。请您先放下电话,稍等一会儿,好吗?”对方放下电话后,张云生仍然感到左右为难:叫醒林彪和叶群吧,叶群早有规定,分明是往枪口上撞!压到明天再说吧,南京急得火烧眉毛,张副司令正在电话旁等回音……张云生急中生智:找总理!于是,他马上拿起电话问总机:“请你问问总理休息了没有?”“总理还在工作。”总机告诉张云生。“那好,请接总理!”张云生兴奋地说。
“我是周恩来,你是哪里?”电话里传来周总理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我是林彪同志的秘书张云生。”
“噢,张秘书,有什么事吗?”
张云生把张才千副司令刚才的电话内容重复了一遍,同时也把林彪已经休息的事告诉了总理。总理果断地表态:“好,这件事由我来处理。”
“谢谢总理!”张云生放下电话,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张云生电话询问南京方面,张副司令高兴地说:“总理来过电话,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放下电话,张云生心里想,还是我们的总理好啊!
第二天,张云生把此事的处理经过报告了叶群,叶群说:“你没有叫醒我,这就对了。”张云生又报告了林彪,林彪只是冷冷一笑,一声不吭。
1970年,是林彪反党集团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并遭到惨重失败的一年。这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后,林彪即于4月11日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假意建议毛泽东再任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林彪集团并不甘心失败,又于同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突然袭击,利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挑起事端,制造混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驳了陈伯达等人的谣言和诡辩,亲自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叶群也被迫作了检查,使林彪反党集团又一次遭到沉重的打击。已在林彪叶群身边工作了四年的张云生,对这个显赫家庭有了深入的认识,再加上不堪忍受叶群的骚扰,张云生主动向叶群提出调离林彪办公室的请求。叶群经与林彪商量后,同意他离开毛家湾。叶群最后对他说:“我们好离好散。”
1970年11月17日,张云生离开毛家湾,回到沈阳军区工作。与其说他是“正常调动”,倒不如说他是用“金蝉脱壳”之计,逃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林彪办公室。
一年后,毛家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3事件”,张云生庆幸自己“先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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