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大饥荒与文革:盘点中共历史上三次重大危机

　　【核心提示】7月27日，在由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中共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中共广州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第14期读书讲坛上，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用丰富而鲜活的史料，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所经历的三次重大危机——长征前后(1934年~1936年)、大饥荒(1959年~1961年)和毛泽东逝世(1976年)产生的危机以及转机，并总结出六条成功经验。

　　文/记者 练洪洋 顾展旭

　　三次危机——军事、粮食、高层权力危机。

　　六条成功经验——审时度势、抓住战机、灵活决策、趋利避害、协作配合、顺应民意。

　　军事危机：长征前后(1934~1936)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这意味着中共和武装力量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其中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1、3军团只有8000人，减员非常严重。除了兵源损耗，粮草、被服、武器弹药也严重缺乏，陕北人少物稀，难以满足红军需求。更严峻的是，敌我力量悬殊，敌我比接近10：1。

　　在这种情势下，中共和红军如何突出重围?通过李克农频繁与张学良、杨虎城接触，促成双方会谈，在1936年4月的“肤施会谈”中，双方达成停止对抗、一致抗日的协议。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后，中央军委有一个《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出了宁夏战役计划。10月份，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再加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连同四方面军军部，先过了黄河。国民党调集兵力赶往堵截，红三十一军被敌军切断黄河，未能渡过黄河，过了黄河的三个军共21800人，成了孤军，根本没法完成宁夏战役计划。

　　黄河以东的红军，日子也不好过。就在这时，转机出现：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逼蒋“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12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到了西安，发现事情并非如原先预料，国际舆论对张、杨的行为颇多非议，南京方面也准备出兵西安……在这种情形下，中共中央及时作出调整，决定不再提出审蒋、处蒋，而是逼蒋承认中央红军，一致抗日。通过一系列工作，蒋介石终于答应抗日，不剿红军。

　　西安事变，成为中央红军和我们党的重要转机。

　　粮食危机：大饥荒(1959~1961)

　　韩教授说，经历过3年大饥荒的人都知道，中国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至于死亡人数，由于没有权威统计数字，因此版本众多。据韩钢教授所掌握的，就有二十多种说法。不管人数多少，铁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对于这3年的大饥荒，长期以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自然灾害论，二是苏联逼债论。事实上，大饥荒更主要的原因是“公社化”、“大跃进”。当时的领导层都认为中国要强盛，就必须更快发展，于是便有了钢、粮、油、棉等生产的高指标，高指标催生了高估产。高估产的标志是“放卫星”，粮食亩产动辄过万，最多的竟达每亩13万斤!

　　吹牛并非不上税，高估产直接导致高征购。其中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少500亿斤，但征购比例居然增加15.1%，达到39.7%。征购之后，农民无粮可食，生存就成了问题。1960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方粮食库存告急，调度粮食救急成了周恩来总理每天最忙的事务，不断从黑龙江、江西等省份调出粮食。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十二条紧急指示信，明令“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自留地”、“社员自留地上收获的农产品，不计入分配产量，不顶口粮，不计征购，归社员个人支配”。要知道，这些在“公社化”之初是被明令禁止的，指示信的规定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

　　社会自救的同时，中央高层也开始寻求对策和反思，陈云就曾向毛泽东提出三条建议：低标准，瓜菜代;人畜休息;进口粮食。结果从1960年至1963年，连续3年每年从法国、澳大利亚进口500万吨粮食，有效缓解了粮食紧张的局面。

　　1960年底，毛泽东也意识到大跃进的失误，于是在1961年初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了1961年底，粮食供应情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产量比前一年略有增长，征购量同时下调。1962年，继续调整农村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包产到户”，陈云还提出“分田到户”。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生产上去了，粮食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到了1964年底，粮食产量已接近大跃进前水平。

　　高层权力危机：毛泽东逝世(1976年)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逝世，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谁来填补是当时最大的危机。

　　其实，高层权力危机早在他老人家逝世之前已经埋下。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近十年，中国民众对此普遍产生复杂心理，厌烦、质疑甚至是抗拒皆有，这种情绪在举世皆惊的林彪出逃事件之后更加强烈。在周恩来总理健康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毛泽东重新起用了他一直欣赏的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此时的高层政治格局出现多派并存。

　　邓小平上台之后，着手抓了一系列的整顿，钢铁、交通、科技、文教……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社会活力开始呈现。但在对待“文革”问题上，邓小平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于是邓小平再次下野。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华国锋上台后，“文革派”不服，不断发难。尤其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四人帮”野心已表露无遗，并有所行动。

　　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于是，华国锋联络李先念、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等同志，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达成共识。1976年10月6日，在中南海内外同时采取行动，只花了2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四人帮”及其爪牙抓捕，顺利地克服了高层权力危机。

　　抓捕“四人帮”用的是非常手段，但事后被证明是具有公众认同的合法性事件。抓捕后，公众自发组织庆祝活动，充分说明打倒“四人帮”是有民意基础的。

　　随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