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主席还边举着手、边对我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呵。”待高岗宣布,请不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时,占到会者的大多数立即举起手来。我还想再谈一句话,但会场中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
本文摘自:《梁漱溟问答录》,作者:汪东林,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9月17日会上,中共方面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谓梁某人一贯反动。我听了十分吃惊!凭我当时的认识,如指我在解放前若干思想理论认识是反动的,我尚能承认和接受,但说我在政治行动上也是一贯反动,这话从何而来?难道我早年投身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为国事奔走,全国解放后投向新中国的怀抱,也是“反动”的吗?讲话中还特别提出1946年南京和谈一段事情和1949年春我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例,并在会场上印发了我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这不足以服人。因为1946年和谈中的一段事,是我有违原约、主观臆断造成的,但当时我即有所省悟,故有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之举。至于1946年初的几篇文章,错误我是承认的,但你们在会上只印发《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而为什么不印发我写的姊妹篇《敬告中国国民党》一文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特别是毛主席的频频插话,分量很重。
最主要的大意是:“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
“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
“对你的此届政协委员不撤销,而且下届(指1954年)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
“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言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这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般的袭击,使我深知,因自己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但不甘被误解、不甘受委屈的心态和倔强不服的个性支配着我,主席台上的人讲话后,我即要求发言作答,主席台嘱我先作准备,明日再讲。散会后回到家里,我反复思考,心情沉重。或检讨,或沉默,或申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几天来的遭遇,我没有告诉家人。一则我说不清楚,二则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不如让家人清静些好。
9月18日午后,我走进会场即觉得这天到会的人极多,竟有二百几十人。以往中央人民政府开会,出席的、列席的加起来,最多时亦过不了百人。但我发言答辩的主意已定,并没有考虑其他。几个人发言后,在会议进行中间,即由我登台发言,大概只讲了十多分钟,即由于我直接顶撞毛主席,引起众怒,不让我再讲下去,其局面很僵,最后不得不付诸表决,才得以结束。这种场面,在我的一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问:梁先生能尽您的记忆,作为一段历史,复述一下18日会上发生的一些主要的矛盾冲突和实际情景吗?
答:好的。那天我一发言,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
我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就有人轰我,不让我讲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这是我闯下大祸,把谬误扩大的开端。我在言语上之目空一切,不顾一切后果,是事后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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