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火车到达长沙站，湖南省委的领导们没等父亲走下车厢就迎了上去，热情地欢迎他“到湖南检查指导工作”。
父亲摆摆手，明确地说：“我这次来湖南只是休息。”
在长沙停留了一夜，父亲便驱车西行，离开长沙去了著名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住进森林局宾馆。傍晚，父亲习惯地外出散步，被正在这个宾馆开森林工作会议的人们发现，他们很快地都站在宾馆的庭院等候。看到他散步回来，人群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还有人兴奋地喊道：“请耀邦同志和我们合影留念!”
父亲无奈，以他惯有的随和笑着走进他们的行列，任凭快门咔嚓咔嚓响个不停。
第二天沿金鞭溪游览时，他又被人认了出来，数千游人挤在路边鼓掌欢迎他，走不了几步就有人围上来，跟他握手合影。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照，仅是在从金鞭溪到索溪峪的数公里山道上，他与游人合影就有三四十次。
这热烈的群众场面使得警卫人员有些紧张，父亲却说：“别担心，在人民群众中间是最安全的。”
从张家界回到长沙以后，父亲就很少露面了，他担心这种热烈的场面再次出现。父亲静静地住在过去毛泽东到长沙时住的省委九所六号楼，每天上午多是看书、看报、看文件，下午不是约请一些湖南的老同志来聊聊往事，就是跟一帮年轻人打两圈桥牌。
11月20日晚，父亲独自坐在餐桌前，有滋有味儿地吃着—碗自己用小勺加了些辣椒油的清淡面条。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父亲吃得那样津津有味，露出了由衷的笑容。他们后来才知道，那天是父亲73岁生日。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那竟是他过的最后一个生日，而且是又一次单独度过的——尽管此时他已经不用再为国家的事情操劳，不必再远离家人到“老少边穷”地区视察了。
直到12月7日，父亲才去了趟岳阳，登临岳阳楼，参观麻纺厂。
游君山的那天是9号，天色阴沉，冬意肃杀，八百里洞庭风急浪紧。父亲披着一身寒气上了君山，仍是游人争相与他握手合影的热烈情景。
这时，有一对夫妇从游客中走出来，提出要单独和父亲谈几句话。
父亲说：“你就当着大家的面讲吧。”
那位女同志说：“我要向您提点儿意见。现在党风很不好，群众还提不得意见，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着是您才说这个话的。我是党员，但是共产党腐败了，没希望了，我要退党。”
父亲正视着这对夫妇，停顿了一下，严肃地说：“党章规定，个人有退党的自由。但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
与他们分手后，父亲的心情很不好，当天就赶回了长沙。旅途劳累，加上受了风寒，第二天父亲便觉得头晕不适，可他不愿惊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生。直到第三天晚饭后他感到有些支撑不住了，才对秘书说：“我有点不舒服，还有点头痛和咳嗽。”
随行的医生闻讯赶到，立即给父亲查体。当时他体温38℃，咽部轻度充血，两肺有少量
哮鸣音，肺底有少许湿啰音，血压和心音都正常。这些症状和体征虽然都不很严重，但可证明有明显的肺部感染。医生给他服了一片复方阿司匹林和两片螺旋霉素。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体温高达40度，而且持续不退;血压从120/70毫米汞柱直降到80/50毫米汞柱;心跳快，心律不齐，并出现了频繁的期前收缩。从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赶来的专家们初步诊断：感染性休克、心房纤颤，建议住院治疗。这个诊断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重的，处理不好，可以致命。
然而，父亲坚持说：“不要紧，我的病不重，过两天就会好，不要麻烦太多的人。”
大伙儿拗不过他，一直守候在现场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和省委秘书长沈瑞庭商量了一下，决定组织医疗小组，就地治疗。
这一晚，负责医疗的医护人员通宵未眠，整夜看护在父亲身边。凌晨过后，父亲的心房纤颤渐渐消失，血压开始回升。12日下午，体温降至正常。
此前，父亲每年偶染感冒一两次，都是因为烟吸得太凶、工作太累造成的。除两肺以外，他全身器官从来没有出现过严重病变，所以母亲听说他病了，开始并不以为然，认为就是普通的感冒。我了解到真实病情，却不敢对母亲直说，心里很着急，可又不便因私事放下手上的工作，只好一再催促母亲赶快去看看。
母亲一贯以工作为重，坚持要做完年底的工作总结再动身。她平素最痛恨浪费国家财产，因此也没有乘坐中央专门安排的飞机。
等到母亲从北京买了飞机票赶到湖南时，已是父亲生病的第五天了。这时父亲的身体已在恢复，并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有些老同志因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也都托人捎信来，说大家都很想念耀邦同志。
父亲感叹道，“我这辈子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我退下来以后，还有这么个好名声。”
身体康复后，父亲专门把医护人员请来合影留念，并将母亲带去的水果分送给大家。父亲感谢大家说：“我每年都要感冒一两次，每次发烧都要一两天。这次发烧一天就退了，是你们精心治疗和护理的结果。湖南的医疗水平很高，感谢在座的各位。”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此番心律失常，竟铸成了他生命中最危险的隐患。
当时我在中华医学会工作，接受了组织派我赴美进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着交接工作。刚过完1989年元旦没几天，父亲的警卫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谈到父亲多次问起满妹现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国了。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头已经办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想在临行前再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国前医学会要召开全国第二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负责大会文件和会务组织;另外，也还有些工作要交代。”
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
我怔怔地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
父亲笑了：“噢，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
父亲一愣，诧异地问：“这么急?”他停了一下，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在火车上幸福地和父母晃荡了一天，到南宁已经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顿好都住下后，就到了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穿着深驼色的中山装，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夹大衣。他和母亲一起出来送我，走在母亲和一群工作人员的前面。我们俩并排走着，他右手指间夹着香烟，无语地一直把我送到宾馆外院的汽车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里却漾出我从未见过的伤感。就在这一刹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在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下，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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