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落差
邓伟富、苏维光他们都是被安置在金湾华侨农场。安置之初都是大批安置，没有根据难侨各自的特长、职业有所区别，大家开始做农民。对于“非农民”来说，这种职业落差的苦闷，在乱离初定之后慢慢凸显，硌得人生疼。苏维光的太太在越南是越文教师，两口子原来都是“拿笔的手”，在中国开始学习种甘蔗。有时拿着箩筐、镰刀去割鱼草，割着割着，苏维光会一把扔掉镰刀，“颇有一番思想抵触”。
而原先居住于市区的工人邓朝礼夫妇，一下子被安置在农村，单单“基建”不足就让二人颇多不便。农场偏远，不通公交，无论去哪儿，都靠双腿步行，二人深以为苦。兼且没有自来水，日常饮用淡水需用大船运来，难侨们排队上船打水。人流踩踏、船身晃动，时常有海水溅进船上的水罐，后来者打到的淡水，往往带有咸味，越喝越渴。
和他们比起来，陈富莲倒没有这么多故国之思、职业落差。
1978年刚回国的时候，她还是个小丫头，家里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备受全家人的溺爱。由于回国早，乱离的痛苦在她身上并不深重。只是记得，她们家爷爷辈就赴越，在广宁省种水稻，父亲在越南出生。排华初起，她刚读完小学一年级、交上二年级学费，华人老师就全部跑了。父亲回家说，“越南住不了了”，于是回国。
几家人合租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什么东西都带上”，由越南芒街到广西东兴。两个城市之间只隔了一条几十米宽的北仑河，如同珠海和澳门一样，几乎可以看做一个城市。和苏维光他们比起来，倒没有尝到多少颠沛流离的滋味。回国后，本来按照分配，她们家要到海南西庆农场；但由于可自己选择，就去了普宁华侨农场。选择普宁的原因很简单―――家人觉得种水稻太辛苦，选择去普宁种茶。
但陈富莲觉得摘茶一样辛苦。到了采茶季，一天采摘下来，常常双手开裂。在农场中学读书，刚上高中两三个月，那是1986年，听说珠海的华侨宾馆来农场招工，她就义无返顾地去了。女大十八变，回国几年，这个姑娘出落成了农场的“一朵花”，自评是“回国越侨子弟第一”。
应聘看相貌、身高，陈富莲所在农场4个人应聘，只有她1个被录取。当时那批8个来珠海华侨宾馆的华侨子弟，亦仅有她一个越南归侨。陈富莲从此吃上商品粮，为人所艳羡。离开普宁时，父亲嘱咐她：“好好干，不管多辛苦，都要挨下去。”
珠海华侨宾馆是全国最早的一批三星级饭店之一，为广东省侨办通过省中旅集团兴建，专门安排华侨子弟就业。陈富莲她们刚到时，华侨宾馆刚建好，正筹备开业。几乎没有什么过渡，这批华侨子弟就投入了紧张的筹备中。她记得一个细节，当时酒店的电梯还没有启用，15楼的床垫愣是靠她们从一楼硬生生地传上去的。
归国人生
正由于天赋、技能、特长的不同，回国难侨们在经过农场的初期安置之后，展开了各自的人生历程。
在种甘蔗近20年后，邓伟富2003年转种香蕉，承包鱼塘。他心灵手巧，多才多艺，自学了泥水、水电，农闲时到市区务工，挣外快贴补家用。如今儿子已经长大，在村子附近的厂里工作，找的女朋友贤惠能干，两口子都非常满意，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孩子的婚礼。邓朝礼两口子务农一世后，现已退休。他们所在的平沙卫东三队，至今仍聚居着上百名当年的越南难侨。
苏维光在农场干了几年，由于之前在越南的学历、从业经历，脱颖而出，获得机会到国家水产学院珠江研究分院进修。进修后，他在农场任水产技术员。后由于工作需要转为国家干部，负责侨务工作。1994年，两口子调入中信集团，来到珠海市区，从事外贸翻译工作。后来国企改制，退休。
陈富莲在华侨宾馆一干就是26年，从最初的服务员，到领班，再一路升至宾馆主管。珠海华侨宾馆除了越南华侨员工，还有来自印尼、老挝、柬埔寨、泰国的华侨，5国华侨子弟和平杂处，以粤语和普通话为工作语言。
两个故乡
弹指一挥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但对于这些难侨来说，却有个问题横亘在心间：中国和越南，分别是他们的什么？两国关系好转之后，他们都曾不约而同，借助旅游、探亲的机会旧地重游。在他们家中，随手可见越南的印记：各种面值的越南盾、越南的药品、越南的咖啡……都是他们带回来或者亲戚捎来的手信。成长的记忆，加上亲情的记挂，让这个问题难以回答。
邓伟富说，自己在两边都是当农民，回国日久，早就以珠海为家。他的大娘梁二妹，今年已经84岁，在越南出生，后跟他们一起回国。梁二妹不识字，一世务农，说自己“哪里都习惯”。
邓朝礼两口子虽然早已习惯珠海的生活，但依然以越南为故乡。他还有老表在越南的河北省，两边时常走动。若要“回去”，很方便，搭夜车由珠海出发，清晨5点可到广西东兴，8点排队过关，10点多就到了洪港区。当年排华，表哥没有回来，留在当地，在那边先后有了十多个子女。如今孩子们都生根发芽，家庭聚会的时候，摆酒都要十多围。
而在苏维光心目中，越南始终是他乡。这个“红二代”对于越南，依然保有当年父辈支援越南革命、建设的情怀。他说自己若一直留在越南，如今“至少是个副厅”。但他又说回来，个人肯定有得有失，要看国家利益在哪头，毕竟“针无两头利”。他应是珠海越侨中回越南次数最多的人―――1992年，两国之间坚冰初融，他就曾第一时间回越，其后因为投资做生意缘故，每年都要往返多次。对越南的社会发展、人事关系，从中央到地方都很熟悉。
他还记得1992年回到越南，所见之处“一片死气沉沉”。长期的边境战争、失败的治国政策、欧美国家的经济封锁……越南经济凋蔽，农民贫困，工厂关闭，广宁煤矿停产，大型交通基建停工，旅店都没人投宿，街市没有货物。每晚9点过后，酒店便已关门，“想吃饭都找不到地方”。而他又亲见，中越恢复交往之后20多年，目前越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说与中国广西相去不远”，尤其是胡志明市，居住有50万华人，更被人称为“小香港”。
而对于陈富莲，她把越南称作“留恋的地方”。因为堂姐定居越南南部，她经常赴越探亲、旅游。她尤其钟爱越南咖啡，有朋友去越南，总会为她捎点儿；若是一时“断顿”，她也会直接网购。
在市区，她有十多个越南老乡，每个月会找个礼拜天聚一次。聚会的时候，有时会下意识说越南话。或者有时候别人说越南话，“顺手就接过来了”。
这种复杂的感情，难以找到一个词来尽述。如果文艺一回，套用张爱玲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
也许对于他们来说，故乡有两个，至少两个。生于越南，久而久之，这是混合了亲情、童年、口味、发小……的原乡，中国还是父母口中的“床前明月光”；回到中国，这里从最初的托庇所，到成为滋养下半生的青草地，但间关不远的越南，却成了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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