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河南人吃人大饥荒是如何被官方掩盖的(组图)

　　在铁的事实面前，国民党政府终于采取了“亡羊补牢”的救灾措施：中央政府拨给河南2亿元(1亿赈款，1亿贷款)，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从临近的陕西调拨赈灾粮至河南灾区，军队打开河南的一些军用粮库，政府在乡间设立粥站，赈济灾民;同时，各地的募捐款也陆续汇至河南灾区。

　　于是，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当省府大员到各县督征时，有的县长谈到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情景时，不禁痛哭失声，跪地磕头，请求免征。

　　自古以来，灾区百姓通常是不纳粮的。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偏偏违背救灾的道理，原因便是军民交困时，他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军队不可一日无粮。由于河南的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几十万河南驻军的口粮，从外省调运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

　　那么2亿元赈灾款究竟有什么作用?当时平粜粮按最保守估计已涨到每斤10元，2亿元只能购得2000万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国民政府从河南征收的170万大包小麦，每大包200斤，共计3.4亿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可得110多斤。征粮数超出赈粮数若干倍。

　　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

　　河南省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相互间推卸责任，贪污舞弊也是导致灾情酷烈的原因。直到1943年3月白修德前往河南采访时，指拨的2亿元款项中只有8000万元到了省政府。而这点杯水车薪的钱，还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子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

　　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驻扎河南期间，他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等职。大灾中，汤恩伯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老百姓把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 (水、旱、蝗、汤)之一。

　　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的平庸无能，也是大灾越演越烈的原因。当时的河南，民间还蕴藏着很大的救灾力量。如果各县政府敢于负责，组织民众，劝借劝募，以富养贫，或者组织生产自救，都可以缓解灾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坚持到麦收，就能看到生路。

　　在1943年春救灾紧要关头，南阳《前锋报》曾大胆提出“放斗余，贷公粮”，号召各县县长打开公仓，把往年余粮和麦收前吃不着的公粮拿出来贷给灾民，但大多数县长害怕放了粮收不回，宁肯眼看灾民饿死，也不愿冒此风险。

　　一位在灾区赈灾的传教士给白修德写信说：“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

　　白修德很清楚政府不管百姓死活的严重后果，他曾写道：“我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

　　一年后，白修德的判断得到了证实。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历时38天的战斗，日军5万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河南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这是何等怪异的景象!

　　汤恩伯不仅不反省，反而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他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

　　军队为什么不分出更多的粮食来赈灾呢?白修德在河南时，曾经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帮助日本人对付自己的中国军队。”

　　对此，有人并没有全面地看待日本人发放军粮的动机，其中是否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是否借以收买人心而达到侵略的目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今天来看70年前发生在河南的这场人类悲剧，追根溯源，其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归于战争——那场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奋起抵抗的战争。在这条逃荒路上，流落的不仅仅是数千万河南民众的挣扎与痛苦，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