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山东、广东和浙江的城市化增量最大
通过观察卫星遥感数据，中国城市化进程一览无余。
比如，1990年时，中国省级行政单位城市建成区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只有北京。到2010年，有7个城市越过这道标杆。
1990年至2000年扩张面积最大的省份分别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和辽宁；同期占用耕地最多的依次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和上海。
在下一个十年中，这个排名分别是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和北京，以及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和北京。
简而言之，20年来，江苏、山东、广东和浙江的城市化增量最大。
在这种背景下，永城、慈溪、上虞、晋江等城市的面积增加最快，都达到20倍以上。另有19个城市扩张了10至20倍；66个城市扩张了5到10倍。
宫鹏说，永城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它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设市，所以发展迅速。“遥感只能给出面积变化和土地利用类型，不能给出驱动这些变化的要素。”
东北老工业基地虽然在1990年前城市化程度较高，但近20年来发展相对缓慢。同时，除了四川之外，中部和西北地区的城市发展也比较缓慢。
“像深圳，从一个渔村发展到1990年的62平方公里，2010年达到692平方公里，增加了10.5倍。”宫鹏说，成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990年的113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498平方公里。
这些数据，将对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国土资源利用以及城市规划与管理政策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正在进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面积扩张，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建成区的使用效率正在下降。
通过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等统计文件中人口和GDP的计算，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从2000年的0.99万人，下降到2009年的0.89万人。
“反映居民拥有的人均建成区面积有所增加，间接反映人均居住面积的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居民生活有所改善。”研究结论认为。
中国城市密度最高的城市分别是攀枝花、伊春、天水、汕头和鄂尔多斯，人口密度均超过每平方公里3万人。
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分别是每平方公里0.6万人、1.26万人、1.02万人。
同时，建成区的平均GDP从1990年的每平方公里0.79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97亿元，再到2009年的7.05亿元。
由于中国在最近十年建成区面积的增速大大快过之前十年，结果显示，2000年来中国单位面积建成区的使用效益不如之前十年。
在中国，城区单位GDP效率最高的分别是攀枝花、鄂尔多斯、佛山和大庆，资源型城市占据了前列位置。效率最低的分别是揭阳、大同、义乌。
同是资源型城市的大同之所以单位GDP偏低，是因为其建成区达到114.58平方公里，平均GDP仅为1.86亿元。而攀枝花、鄂尔多斯分别为10、16平方公里，平均GDP都超过30亿元。
从数据上看，建成区面积最多的东部沿海，单位面积创造的GDP低于中部地区。这与资源型城市建成区小、人口结构单一、密度高有很大关系。
而从东部沿海内部来看，“最有效率”的城市有7个在广东。广东省也是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创造GDP最高的省份。而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排在这个表单的第27、72、81、90和112位。北京排在第101位。
“这种低经济效率的土地利用现象值得重视。”王雷表示，目前邻近城市连片发展的趋势仍将继续，应该优化配置、进行跨市统筹规划，以达到节约土地，增加建成区使用效率的目的。
研究结论同时认为，建成区单位面积高GDP产出、人口密度适中的城市，可能是居民生活质量较好的城市。
“城市建成区面积是城市化的一个表现，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宫鹏认为，城市化更直接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
城市海拔越来越低
除了对城市扩张的速度、范围进行研究之外，此次以卫星遥感图为基础的科研项目还包括针对城市发展高程的数据统计。
“为什么一场雨就会有水灾？就会有人被冲走、房子被冲塌？为什么自然灾害的经济损失逐渐增加？” 宫鹏告诉本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现在的城市扩张不断往低处走，河边、湖边都开发了建设房屋。”
从遥感高程数据对比的结果来看，过去20年间我国多数城市的扩张都是“越来越低”。比如宁波市建成区的平均海拔在上世纪90年代为7.99米，到2000年降为6.11米，而到2010年变成4.82米；天津市的建成区在1990年的平均海拔为5.95米，到2000年降到4.12米，2010年下降为3.26米。此外，广州市、北海市、连云港、汕头以及上海等诸多城市建成区的海拔高度最近20年都在持续下降。
“一些城市建成区的平均海拔都在明显下降。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会有所下降，在灾害面前更加脆弱；另外说明城市越来越多地占用了更好的耕地。”宫鹏说，质量比较高的耕地往往在海拔相对低一点的平坦区域，而最近20年的城市扩张恰恰更多地占用了这样的区域。
“另外一些城市，比如香港、烟台、厦门、日照等城市的高程没有太大变化。还有少数几个城市的高程在不断增高，比如青岛、海口、深圳等。”宫鹏说，以深圳为例，1990年的平均海拔为9.7米，2000年变成10.66米，2010年增长到22米，“这几个城市的特点基本一样，可供继续建设的平坦地域有限，导致持续向高处发展。”
宫鹏认为，城市规划的原则非常清晰，在多少高程上存在多少年一遇的洪水都是明确的，“但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我们现在就是想把数据做出来，把问题提出来，希望社会回过头来去思考解决之道。”
“我国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城市有向低海拔扩张的趋势，更易受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今后应加强关注。”王雷说。
总之，宫鹏说，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海拔高程、农田守护方面还是要有一定的底线，不能以GDP冲动冲破这些制约。另外，应该更多地让公众了解其中的利害，“西方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熟，在城市规划时都会保证公众的参与，明确各方利益，最终权衡后作出决定。这些地方显然不能太短视。”（本专题得到“中国1990―2000年城市扩张卫星遥感制图”课题组的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钱贺进 | 上海报道
按照官方标准，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国际历史表明，城市化率达到50%会进入加速过程，60%至70%进入减速阶段
从数据看，自从1978年那场伟大变革开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令人炫目的成就。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徘徊于8.5%上下。2012年，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总人口50%以上。
正如上述不同的衡量标准一样，历经30多年发展之后，如何评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呢？
城市化绝对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谈及中国城市化，第一个争论就是：到底什么是城市化？2012年初夏，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说“我国人口城市化率已达50%”，这包含了没有城市户口的常住人口，它公布说城市户籍人口为33%。
对此，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际上的城市化指标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国内外对城市人口的定义存在着巨大差异。国外按照人口密度，一个地区人口达到一定密度称为城市，区域内的人全是城市人口。但中国城市人口定义分为城市户籍人口和城市常住人口。”
众所周知，常住人口与本地城市人口，享受到的服务存在差异。陆铭举例，公租房、廉租房在大多数城市并不覆盖非户籍人口。
北京大学城环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把这一情况视为“半城市化”。他说：“这个群体在城市上班，户口还在农村，但在人口统计时算城镇化人口。而地方政府为了节约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农民工子女就学等开支，不太愿意把他们纳入城市户口。所以人口的职业城市化快于人口社会地位的城市化，表现为半城市化的现象。”
在中国，比人口城市化更快的是土地城市化。据陆铭研究，城市扩张现象在西部最为严重，中部其次。他对280多个城市建成区的扩张速度与非农业人口增长速度之比进行了分析：全国来看，这个速度比是两倍。东部城市差别不大，西部是非农业人口增速的三倍。他认为，中国土地城市化扩张过快主要在于内地。
吴必虎说：“城市面积扩张过快源于地方政府急切渴求土地，一些城市征用土地报给国务院审批时，可能已经提前用完了未来二十年的土地。地方政府、开发商及建筑商等利益链上的人为获得更多收益，热衷于推动土地城市化。”
“城市化绝对不是土地的城市化。但只要国家政策允许，地方政府尽量把农业用地转化成非农业用地，为了财政创收和经济的增长。”陆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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